11 月28 日，《中央日报》还在报道这个城市的战况，“长兴山地区交战激烈”。当天的报道是这份报纸在南京的最后一期。《中随后，央日报》先后前往长沙、重庆。然而，有关战况的新闻突然中断，没有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但他们清楚，政府已经抛弃了他们，置他们于日本帝国军队的魔爪之下。
但国民革命军所做出的牺牲也是真实不虚的。蒋介石在上海押了很大的赌注。11 月上旬，蒋介石在战场上还拥有超过50 万人的部队，但在最初3 个月的战斗中，有18.7 万人战死或受伤，包括3 万名在德国顾问旗下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官。
西方势力为了从中国获取利益，曾一度干涉中国内政，但在这一阶段它们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这场战争的爆发却将英国的声誉暴露在大众目光之下。一名英国外交官写给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伊登的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政府无奈，只能接受这一令人难受的事实。如今，外国势力插手的希望很渺茫，但我没有听到有人严厉责备英国……一旦日本获得了对中国的控制权，将完全封锁后者。对此，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我们不应该插手干预此事，因为这对保护我们在远东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害无利。
另一份备忘录则更进一步地为向东亚派舰队的事情做了辩解：
如果远东水域在7 月的时候，有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的话，那么日本就绝对不敢为了侵占中国而践踏我们在上海的权益……我们允许日本在公共租界中可以分享相关利益，但陛下的政府有权确保这些权利没有被其滥用。
这名外交官完全站在英国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日益恶化的局势，他明确表示，长江三角洲的形势应该被当作国际局势的一部分来对待。尤其是，日本在上海周边建立起来的傀儡政府是英国关切的主要内容。这份备忘录继续表明，在这6 个主要目标中，英国应该“恢复其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的原有格局……换言之，就是要有一个承诺开放国门并具有中国主权的政权”，但他们也应该“保护英国在华北（天津海关不在此列）的特殊利益，除此之外则保持观望态度”。
即便在停火和重返阴郁的和平之后，上海的命运还是深深震惊了西方国家。英国诗人W.H. 奥登和作家克里斯托夫·衣修伍德都刚刚目睹西班牙内战中的大屠杀，他们在停火之后的几个月里来到上海。衣修伍德以形象的语言记述了他眼前的破败景象，外国租界几乎毫发无损，而中国控制的城区则损毁严重，两者的对比令人觉得特别怪异：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一座岛屿，周围原先是繁荣的城市景象，如今却成了一片凄凉骇人的荒地。车子穿过苏州河，你会发现一边是街道和房子，充满生活气息，另一边却是布满坑洞的贫瘠之地，就像月球的表面。这极端的两种情形被清扫得非常干净的道路切分开来。这里到处都有日本哨兵在站岗，时不时看到一队队士兵在废墟中搜寻废钢铁。远处，建筑物外表似乎并没有损毁得太严重，但每一幢楼房里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没用的东西则被随意丢弃在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撕碎的书籍和图片，粉碎的电灯泡和破损的洗手盆。
此时，周佛海已经安全转移到武汉，他对从长三角撤退的评价变得更为精简，也更加绝望。他写道：“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