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长三角地区很多地方一样，上海往西80 公里的繁华城市——无锡市也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跟丈夫和孩子在一起的中国基督徒杨夫人，也成为成千上万被疏散人群中的一员。1937 年11 月16 日，她仅携带了一些重要物品就出发了，这些物品中包括两个萝卜，其中藏有多张面值为200 元（本书涉及的货币单位“元”，如未特别说明，均指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译者注）的钞票；另外还有一些掏空的鸡蛋，其中藏有几件珠宝。这一队人马还必须做出一个可怕的选择：他们是通过大运河，还是穿过太湖转道其他不那么知名的运河逃难？如果他们选择大运河，那他们的路线就会与铁路、主干公路平行，而这些交通干线都是日本轰炸机的袭击目标。但如果他们走湖泊，就很有可能会被抢劫——这也是死路一条。但此时，头顶上突然出现轰炸机，他们不得不马上做出选择。但赶到大运河一看，他们“遇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有富人，有穷人，都乘着像我们一样的小渔船……大运河里挤满了船只”。到处都是恐怖的景象，“岸边、河里的死尸，到处都是炸沉了的船只”。船上的状况很糟糕，但那些负责保护船只的士兵却让这一状况更加恶化。杨夫人绝望地描述道：“每艘船上都挤满了人，几乎无法动弹。”他们不得不共用唯一的盥洗盆，“一位母亲为了不让孩子的哭喊被士兵们听见，甚至差点把孩子弄得窒息”。国民党的士兵本应在那里保护难民，但他们的心思却更多地放在私自利用船只或趁机从难民身上窃取贵重物品上。
11 月22 日，他们最终抵达了上海西北方向约219 公里的镇江。接着，一次空袭打乱了登船的队伍，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最终挤上了一艘英国轮船。这期间，难民队伍被喷射水柱，以阻止他们往前挤压。后来有人描述道：“我们都成了落汤鸡。”但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最终还是登上了船。有人记载道：“被留在浮桥上的几千人万般绝望，还有许多人为了登上船而抛弃了他们的随身物品甚至是孩子。”接着他们从镇江出发前往武汉，两者之间大约520 公里的路程花了他们超过4 天的时间。11 月中旬，国民党正准备撤离南京，将军事总部迁到武汉。所以，当时的武汉纷乱异常。但对杨夫人而言，在武汉的逗留却是颠簸的难民生活中一次小小的休整。随着首都的迁移，许多外国人大量撤到武汉。杨夫人和许多中国难民一样，深感有必要搬迁到更靠近内陆的地方。他们下一步计划乘火车逃往武汉向南350公里的长沙市。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轮船上的混乱局面又在火车上重演了：
在车站等了7 小时之后，已是晚上11 点，火车终于到站。可是很不幸，我们等待的地方是一等车厢停靠的地方。当我们奔向三等车厢的时候，许多人在拥挤中几乎被踩踏致死，尤其是那些孩子和老妇，即便有人帮助他们也无济于事。我发现我有3 名家人失散了，我丈夫和用人在一节节车厢里询问：“这里有无锡人吗？”但始终没有人回应。我担心他们被推到了铁轨上，那样他们就不可能再次登上火车，因此我焦急万分。直到第二天早上，失散的亲人回来找我们，我才放下心来。
在经历了水路和铁路的折磨之后，杨夫人一家踏上了公路，这是他们噩梦般的逃亡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大家商议着要雇一辆卡车，前往长沙西南方向500 公里的广西。但卡车却万般拖延，迟迟不到。1938 年1 月3 日，救命卡车终于到达他们的等待地点，难民们被命令马上上车。但这辆救命卡车却让他们感到各种不适。杨夫人回忆道：
“我闻不惯汽油的味道，卡车震动得也很厉害，我忍不住呕吐起来。我睁开眼睛，吃的东西全都吐光了，紧跟着另一个乘客也吐了。当时卡车上共有21 个人，只有5 个没有吐。”虽然蒋介石及其政府或许做出决定，要在1937 年秋天进行有序的撤离，但像杨夫人这样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当时的情况也不仅仅是中国城市被攻击这么简单。在城市之外，90% 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几百年来都没什么变化：平时从事农业生产，虔诚地信奉宗教，忍受着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政令条文。蒋介石的抗日计划是以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为核心的，但战争似乎把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稳定性和居民社会都破坏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