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蒋介石告诫说，那些想要用这些临时之计来解决问题的人都不得要领。领导人必须明白他们不能信任日本，东京方面想要的是“中国在国际上名誉扫地，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野心”。
蒋介石还特别批评了主张进一步妥协的学者。虽然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他脑子里想的必定是胡适和蒋梦麟。他们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劝告蒋介石“忍痛求和”。从7 月底到8 月初，胡适一直试图规劝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的附庸地位。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一做法赢得更多回旋余地，并等待日本想“做大买卖”的战争狂热因素自行消退，以便避开冲突；这也将为蒋介石赢得加强中央军实力的时间，使之坚不可摧。胡适认为，现在退一步可保中国50 年太平。蒋介石就此警告说：“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注定侵略者会失败。日本人只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介石都将抗日战争看成是一种精神上的、神圣的信念，是以孙中山为象征的1911 年辛亥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一信念激励着他，所以他一再宣称战争可以造就一个新中国。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面对不断的诱惑，他始终拒绝向日本屈服。
蒋介石随后将难以回避的挑战交给了与会人员：“各位同志, 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是不是不打仗失地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恢复？”蒋介石的目光或许落到了下一个发言者汪精卫身上，但后者没有表明他的主和倾向。尽管亲日的名声在外，但汪精卫自始至终都倡导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
此时，无论是出于压力，还是出于个人判断，他都支持战争。汪精卫赞同说：“目前中国的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汪精卫随后提出要加速军事生产，以回应蒋介石对中日实力悬殊的担心。他说：“物质的损坏不足惜，只有精神的贯彻才能永久存在。”汪精卫之后是张溥泉发表讲话，他的意见是战争表面是破坏，接着的必是新的局面。
蒋介石获得了他想要的支持，但还不够。此时，他进一步告诉与会人员他们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以及他们的劣势有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对于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有。 一般的国民本也难怪着慌……各个高级将领、地方长官都要特别重视职责，对得起职责才是。
蒋介石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官方报告称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飞机上往下一看，事实是十个里有九个还暴露在外，极易遭到空袭。他批评道：“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他的事情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公务人员在护送眷属撤离时没有注意维持社会秩序，车站人满为患，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他认为，这些领导人应该多向他们的敌人取取经，看看日本人的纪律性在其备战过程中提供了何种帮助。另外就是执行的问题。动员百姓去搬运防御沙袋、建设防御墙是件好事，但是否有足够的财力供应这些防御材料呢？为此，蒋介石使用了一个以后与中共两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语——实事求是。他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将注意力放在务实的事情上，而不是发布无意义的命令或者埋首于案头文书工作，这样才能打赢这场战争。然后，蒋介石说了一句“完了”，就此结束了他的评论。
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主战人士被请求起立，以表示立场。这些人中包括了四川省的军政长官刘湘，几个月之后，他的管辖区域将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刘湘从他的老家四川省派出军队，宣称将会在2 年时间内征兵500 万；另一个站起来的是阎锡山，他是蒋介石的另一位死对头，但现在他也接受了“非战不可”的观点；随后还有汪精卫，这个曾经长期致力于避免中国跟日本发生冲突的人，也投下了主战票。事实上，受到强烈的主战气氛影响，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军事准备变得异常忙乱，蒋介石最终放弃了任何将冲突控制在华北并恢复和平的希望。他的精锐军队驻扎在中国的中部地区，由南京政府掌控。是时候向日本开战了，地点将由蒋介石亲自选定——伟大的港口城市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