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中共也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他们推迟了追求其革命梦想，跟一个老对手结成了同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公开声明反映了他和他的同僚们在这个冲突突然爆发之际所感受到的焦虑。毛泽东在1937 年8 月1 日的一次集会上这样宣布：“华北方面从一开始就诉诸扭曲的妥协方针，没有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他们也没有利用普遍的反日情绪做好宣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丢失了北平和天津！”很明显，他将矛头指向了像宋哲元这样的人物，但他也批评国民党。在华的外国人也感觉到了时局的动荡。他们担心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会给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冲击，但他们也看到了蒋介石被迫采取行动的原因。《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以尖锐的讽刺口吻表达了在华外国人的观点：
你很难保持对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已经如此习惯于无法无天，不受拘束。他们的军队可以制定法律，采取行动。以至于现在蒋介石委员长所确立的任何温和的主张，都成了对他们而言极为严重的挑衅。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说言语还有什么分量的话，委员长丝毫没有夸大中国的大众舆论。世界舆论同情中国一方。它们知道，武装抵抗的选择并不是中国主动做出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的结果。这样的外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允许它以任何名义，不受约束地横行霸道，肆意践踏本国公民的个体自由。
随后，另一篇社论也质疑了日本的所谓“合理化解释”。近卫文麿对国会解释说日军远征中国是为了确保能够“合作推动东亚文化发展”，这一说法遭到了上海西方报刊的一阵嘲笑。中国政府拒绝合作，无视“东亚文化的发扬无疑将被东京方面认为是中国缺乏‘诚意’的另一个例证”。报刊上类似这样的情绪表露可能让蒋介石相信，外国人会团结在他周围一道反对日本，开战这步棋是明智之举。
8 月7 日，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励志社所在地召开了一次机密的国防联席会议。这一会址深具象征意义，它提醒在场的所有人：共和国来之不易，以及如果国家被日本打败将出现怎样的危难。与会的人物代表了国民党10 多年来的喧嚣历史，其中包括汪精卫、前财政部长宋子文、山西军事领导人阎锡山等。
军政部长何应钦对卢沟桥事件作了必要的总结。会议的主要内容当然是蒋介石的讲话，他强烈主战，毫不妥协。蒋介石表示，这是一场决定全体中国人命运的斗争。他对与会者宣称：“如果这场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中日战争，假如中国失败，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可以复兴的。”他客观地指出，日本的军事能力要强于中国，但其经济非常困难。“当下英美在道义和精神上给我们提供相当的支持，但在物质上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外方，意大利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指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没能阻止法西斯意大利在1935 年入侵埃塞俄比亚。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50 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地划个疆界，使之不致再遭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