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之所以把杨二当成强烈的信号，是她将某些倾向一下子就挑明了，并轻轻松松就将其推向极端，尽管许多观众对她过分高调的表演有接受障碍，但是这不妨碍她牢牢地占据着万众瞩目的评委位置，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电视媒体在当代文化中的超级强势作用，它说要有杨二，杨二就会出现。杨二车娜姆曾在博客中自嘲：“感觉自己这半年来就像一块肉，被人扔在油锅里炒来炒去，什么人都可以拿一把铲子来炒我一把。电视台炒我，收视率上去了。我的油榨干了，再把我扔回去给媒体炒。??”① 用一句“咎由自取”或“愿打愿挨”是很难概括她的处境的，背后的魔术师是作为综合体的媒介经济社会，它能将杨二变成电视评委，或反过来将电视评委变成杨二模样。
不必担心今后的电视评委全都发展成杨二那一种类型，随着电视节目的扩大再生产，电视评委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发挥空间，还会开发和创造出新的评委模式和评委特质，还会有不同于杨二的张二、王二、李二、赵二、刘二等纷纷涌现，就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模涌现。无论欢喜还是忧虑，疑惑还是警惕，我们必须面对电视评委或各种电子文化及其派生物，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和当下处境。我们所有的文化创造活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完成，正如我们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有那么一部分已经在《百家讲坛》中换了面孔。
西方的一些传播学者将电视比作“元媒介”，由于电视媒体拥有最广泛的受众，其他大众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等所关注的话题必得由电视的转载或参与，才热闹得起来，才容易被大众所认可，以致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谬的情形，某些倡导抵制看电视运动的组织和民间团体，居然也希望自己的活动由电视台来加以报道，以扩大其影响。这种荒诞的情形其实就是当代文化人的宿命，他们必须面对摄像机的挑战。当电视文化的巨大阴影投射到所有的社会角落时，除了简单回避或积极迎合，人们还有没有其他策略？
话头还是回到电视评委上，这是一个相当业余的“职业”，不固定，临时聘请，没有人靠它领工薪，但却是一个相当火爆的岗位，虽然没有上岗资格证（好像也没有考这类资格证的机构），但门槛颇高，到场者有各种头衔的专家、大牌明星、高校教授、业内资深人士或专业人士，还有有关单位或部门的领导等等，他们都乐于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许有人会问，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员甘于受电视的调遣，积极配合，有时还可免费驱使，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露脸，这里姑且称之为“出镜的荣耀”！出镜就是在场，这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在场，还是现实和实践意义上的在场，像施瓦辛格所演的《威龙猛将》所隐喻，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不是发生在别处，而是发生在电视演播大厅，发生在摄像机和监视器前。亦可说在摄像机镜头前，无处不成为演播厅！尽管电视每天都播出大量无聊的节目，只有这样才能填满一天24小时，但是电视有点铁成金的功效，当代生活中的琐细事件，在电视的演播或转播下，有升格为重大事件的可能，因此出镜就意味着不被时代所淘汰，积极投入当代社会生活，参与电视节目就意味着创造新的历史。
当然，细究起来，情况有点复杂。在创造历史方面，电视评委这个角色还有点暧昧，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因为他们活动的效能是建立在他人——即被评判者的基础之上的。电视脱口秀可以独立存在，电视评委却无法单独出场，需要别人为其建造语境，需要《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红楼梦中人》《我形我秀》等一个又一个的电视节目。所以有人认为电视评委的历史虽然很短，却可以追溯到此前各种电视节目的嘉宾。嘉宾有身份，能说会道，还要善于捧场，但是嘉宾毕竟是宾客，电视主持人才是主人。不过这一主一客二元对立的划分在今天有点可疑，在娱乐通吃的情形下或许没有永久的主客之分，只讲收视率，收视率主宰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