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在其膨胀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发掘了电视评委，因为电视评委在延续时间长度，保证节目完成的过程中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和电视主持人一同将节目进行到底，往往电视评委担任了比主持人更多的功能，他既是现场观众，又是特约嘉宾，既是电视节目的参与者，又是该节目的评判者，只要调度得当，他可以撑起半边或大半边天来。不过这样一来，对电视评委就有了新的要求，即除了公正和权威，还要具备如下素质：反应敏捷、出口成章，有脱口秀功夫，有说服力，风趣、幽默，既要搞笑又会自嘲，有时还能出乖露丑，只要挽留住观众就是好评委，经济学中的猫论在这一领域更加通行。
渐渐地，情形有了变化，评委们的发言向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路数演化。当然长篇大论不是方向，评委应有的方向是言说的准确、深刻、尖锐，尖锐不必一定蜇人，但要到位，不拖泥带水，这样才能有活力而不致流于无聊、聒噪。某些评委也有这样的才华和能力，但是批评的深度在这类节目中很难得到展现，往往在紧要关节的地方需要进入，结果却朝着油滑的方向荡开去。
在相当长的时段，人们将文化创造和批评是分开的，创造源于直觉，批评依据理性，好的批评和坏的批评的区分只是对创造有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在学术界、思想界，人们早已认识到批评即创造，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但是在大众文化领域里，批评仍然被当成是创造的对立面，当成文化的异类，不太受欢迎。而电视评委的出现，将批评带入了大众文化的最中心地带，起到了文化建设的示范作用。况且深邃的思想如能获得精粹的口头表达，不仅能展示文化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并且可以使传统文化中深邃和理性的一面在新媒体中得到承传和延续。许多人相信电视评委有可能将某种价值评判体系带给大众文化，并以此来规范异质的大众文化。
遗憾的是电视评委的出现没有使之成为契机，他们只是佐证了电视媒体的娱乐特质，还可能是对荧屏前的观众缺乏信心，他们倾向于华丽的表达，倾向于以机敏取代深邃，即兴的发挥取代缜密的叙说，或者说对眼球的重视超过头脑。
这里，有一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潜移默化，大众在电视选秀节目中部分地、逐渐地放弃了对公正和权威的寻求，而及时行乐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们对评委的品位和公正性产生怀疑，这一怀疑不是基于人品，而是基于人性的局限。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代沟存在于每一个领域之中，存在于三到五年的年龄段之间。价值判断的多元不必然导致，却容易引发娱乐化倾向，当所有的，各各不同的价值观互相抵消时，娱乐往往就成为最高价值，并在社会整体的消费语境下演变成娱乐通吃原则。换句话说，如果公正和权威不能吸引眼球的话，那就应退让到次要的地位。但是电视评委的娱乐特质是不可动摇，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电视评委要指点观众，让他们在荧屏前不仅用欣赏的心情来娱乐，也学会用挑剔的眼光来娱乐，这样观众在这类pk中不仅得到宣泄和排遣，还借助评委的评点获取优越感和快慰；二是电视评委的出场和表演，本身要带来笑料，能出人意料地开辟新的娱乐方向和途径。所以像杨二车娜姆这样的评委在荧屏上现身可谓应运而生。
杨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而且是强烈的信号，她以自己的搞笑、好表现、我行我素，轻易地卸下了评委原本应该有的客观公正的面具。有网文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杨二如果没有‘过人之处’，她也坐不到这个位置上出风头。在柯以敏与湖南人闹翻了之后，湖南卫视迫切渴望另一个柯以敏，他们不想要朱桦、丁薇这样的老好人，杨二似乎成了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