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这回在银川西夏王陵，也看到了一块钥匙碑，是有着西夏文和汉文两面碑文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复制品，真品在武威市的博物馆内。西夏王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大军所灭，延续了近两百年的西夏文明从此湮灭不传，所以到1804年，感应塔碑的发现，使得一个消失了六百来年的文明重见天日，本该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是实际上却波澜不惊。也许在天朝文化人眼里，这蕞尔小国或化外之地的物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西夏文无疑是“天书”，这是当年西夏王朝的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的一套表意文字，结构方正，笔画繁冗。远看这些方块字，个个眼熟，近看一个也不认识（在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上，笔者观看徐冰创作的《析世鉴》，就是这种感觉。由此相信徐冰的创作灵感最初可能来自西夏文）。张澍发现西夏碑比法国人发现罗塞塔石碑仅晚了五年，但是这两块碑的命运完全不同。罗塞塔石碑很快就有了归属之争，尽管石碑是在埃及的罗塞塔附近的一处要塞发现的，但法国人认为，是他们首先寻觅到的，拥有物权。英国人的逻辑，既然英国军队打败了法国军队，那么一切都是英国的战利品，包括罗塞塔石碑。于是法国人又偷运，英国人又拦阻，最后就装船运到了大不列颠。我怀疑这后面的偷运之说是好莱坞电影人的祖先虚构的，当然也可能真有其事，生活常比电影更丰富，更传奇。
西夏碑则不久就被人遗忘，尽管乾嘉学派的主要人物除了戴震，其他三位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还都健在，但中原的考据和训诂之风不够强劲，并没有刮进西域。西夏文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在100年之后。19世纪70年代，英法等学者在争论居庸关下云台门洞中镌刻的六种文字中唯一无法识别的文字（其余五种已知的文字分别是汉文、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到底是女真文字还是什么别的文字时，人们显然不知道西夏碑的存在，当然更不知道张澍的发现。直到1908年《蕃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辞书在黑水城（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重现，人们才终于获得了解开西夏文的密钥。如此，自然就没有了像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那样来破解这“天书”之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该碑直到1961年才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
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品种太广，种类繁杂，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套用到本文，亦可说宝物有价文物无价。因为文物的种类更广，更加繁杂，并且文物概念还是不断延伸的。所谓文物，时间的长度（即历史悠久）只是一个方面，文化的走向、观念的演变和某种风尚的相互作用均决定着文物概念的内涵。前文说过，一定的知识背景和意识形态，某种语境和氛围都是文物的构成要素。这样说来，就有点神秘有些玄乎了，还是打住吧。
当然什么事情都不绝对，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文物是有价的，因为他们公司曾经为一些文物展品作过保单，那上面，文物分明是有保价的呀！（载《文汇报》2013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