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虽然千载难遇，但以中国地域之广，历史之悠久，类似的情形一定会重现，特别在西北之地，气候干燥，东西不容易腐烂，成捆成堆的文物出土，保不齐会有岐山学、丰镐学、凉州学等问世。依中国自己深厚的金石、小学、考据研究传统，似乎接下来应该有这个学那个学的产出，但是实际情形是莫有。所以还是这句话，敦煌学并不必然会产生，正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华大地还没有产生如法国的敦煌学、西域史学等的土壤（所以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常书鸿，很顺理成章）。即便是战争消弭，情况也不乐观。北京城墙就是在和平年代消失的，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当然，我们可以为此找到许多理由，如为了首都的发展，为了经济建设；此一时彼一时，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等等。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为王圆箓找到许多理由，为了莫高窟的发展，为了道观建设的需要，等等。笔者很欣赏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的某些篇章，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道士塔》一文中将那么尖刻的责难加于王道士一身。一些中学课本又恰恰选了这一篇散文，使王道士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了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牺牲一些小人物？当初北京城墙拆毁前，梁思成等著名学人曾苦苦劝阻并反复陈述理由，尚且没有奏效，而王道士身旁毕竟没有先觉先知如余秋雨先生者的劝诫，倘若有，我想敦煌文物的命运一定会比北京城墙的命运要好些。
或者是有识者得之吧，斯坦因欺骗也罢，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也罢，总之他认定这是宝贝，尽管其时他基本读不懂这堆东西（据说斯坦因不怎么通汉语），汉学与语言学方面的功底不及伯希和深厚，眼光和识断也没有后者老到，所以掳走的东西反而更多，强烈的文物意识驱使他席卷一切。于是斯坦因得到了卷子，王圆箓得到了银子。除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等，又有谁会将它们当作宝贝来看待？大清皇朝摇摇欲坠之际，好像什么学问都没有意义。这不是指当时中国没有识者，而是整体上、社会意识层面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那时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尚未在中国生根，那些个不起眼的经卷、写本尚未有后来所赋予的那些非凡的价值。这里还应该看到，伯希和满载敦煌文物的马队堂而皇之地到郑州，又换乘火车到北京，然后再下南京和上海，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他们“为伯希和举行了一次宴会，并且结成一个社，以选择他携带的那批文献中的珍贵者，影印发表和刊印成一大套书。他们甚至要求伯希和作中间调停，以便将来能在巴黎方便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参见耿昇《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敦煌学研究》，载《法国敦煌学精粹》），只是没有看到官方和学术界的交涉和赎回的要求，如：这些珍贵文物应该留在中国等等。
现在想来，斯坦因、伯希和等倒是真正的文化苦旅者，我们可以想见百多年前塞外大漠旅途的艰辛和种种风险，飞沙走石，风餐露宿。但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或喜出望外的东西，中国却失却了本不应该失却，然而在那个年代却不太可能完好保存的东西。
三
无论是文物还是宝物，总是物以稀为贵。走进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劈面而立的是罗塞塔石碑，这块被人们称之为钥匙碑的镇馆之宝，镌刻着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时的诏书。石碑的正面有三段不同的文字。居上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间是立碑当时的埃及通俗文字（公元前1世纪），最下方是希腊文，后来的学者根据下方的希腊文和埃及通俗文字破解出早已失传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并且发现埃及的象形文字，并不全是表意字，它们居然也可以是表音的，即象形字符同时是拼音符号。破解古埃及的文字之谜，吸引了欧洲许多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英国的托马斯?杨和法国的商博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同行又是对手，最后是商博良胜出。学术研究中竟然有了竞技的成分，这就有了情节有了悬念，有了观赏的焦点，如后来的达尔文与华莱士之间也是这种关系，《物种起源》的仓促发表是达尔文为了抢在华莱士之前公布自己的进化论思想，情形有些惊险。这类学术竞争有时像智力游戏，常常成为历史佳话，所谓胜出，其实也是在吸收了前人和他人成果之上的一次飞跃，是人类文明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虽然其间难免也有争夺、狡黠和欺瞒，但毕竟没有权力竞争的血腥味。多少年之后，当人们还对《雍正王朝》《张居正》等小说或电视剧津津乐道时，这类小圈子内的学术竞争听起来显得分外迂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