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外国专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数量很少。马海德是外国专家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1937年就入党了。我1946年入党，也算比较早的。让外国人入党，应该是战争年代的特殊处理吧。解放后也在外国专家中发展了几个党员，据我所知，米勒大夫于1953年入党，爱泼斯坦（艾培）1964年入党。艾培即使在入党之前也很受信任，实际上把他当党员看待。其实这个时候不应该再把马大夫、米勒大夫、艾培称为“外国专家”，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中国籍。马海德在延安就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得到的答复是一旦中共建国，即接受他入籍，果然，新中国成立当天，马海德就成为中国公民。米勒大夫1950年入籍，艾培1957年入籍，都是先入籍后入党。尽管如此，他们仍被当作外国专家，由国家外专局管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而且享受外国专家的待遇。我出狱后也曾提出入籍要求，被周总理劝止。
党员的政治消息灵通，有关方面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党员把其中不属秘密的内容传达给外国专家，因此，在相对封闭的外国专家圈中，我们这几个党员特别受欢迎。米勒大夫好像不太热衷政治活动，在“文革”前，我和马海德比较活跃。许多外国专家住在友谊宾馆，中午常常一起吃饭，周末则有聚会，我们俩特别受欢迎，谁都拉我们一桌吃饭。我在宣传部门工作，廖承志等人又托我多做外事工作，本人还特别热衷政治，所以更引人注目，成为这些聚会中的明星人物，总是自觉宣传党的政策，传播相关信息，尽力释疑解惑。
在中共中央机构中，中联部负责对兄弟党和左翼政党、社团的工作，与从事对外宣传的外国专家关系密切，“文革”前一段时间内，中联部曾设立一个外国专家学习小组，不公开，成员有我、艾培、柯弗兰、艾德勒，好像还有夏庇若。在这个学习小组上，中联部领导给我们讲政策，讲情况，邀请我们听内部报告，我们也参加中联部的一些活动，如伍修权副部长做报告，我几次给他做翻译。
解放后来中国的专家，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由本国党派到中国来的；有的想在本国革命，到中国来取经，如委内瑞拉的专家；有的因为在国内待不下去逃到中国来避难，像智利闹独裁时的情况；有的是为了理想，认为苏联不行，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也有的是为自己找出路，发挥某一方面的专才，其中又以语言专家为多。他们中很多是本国的党员。我没听说过这些人中有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生活待遇，超过本单位的领导，生活上无忧无虑，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中国同事如果要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因私人原因见外国专家，必须向单位党组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我是党员，跟我见面不必报告，但这只能算是例外，一般外国专家显然不能随意接触中国同事。这些外国专家的工作单位很分散，如新华社、国家广播事业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外文局、外文出版社、高校、医院、科研机构，个别的如阳早、寒春在郊区农场，所以，这些人的孤独感是很深刻的。为了克服孤独感，了解中国社会和建设发展情况，也为了相互沟通获得友谊，这些外国人组织了各自的学习小组，共同探讨政治理论，提出问题，交流信息。这些学习小组每星期聚会一次，一般在周六下午，这也正是中国同事政治学习的时间。我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学习小组，在英国医生洪若思家，成员还有柯鲁克夫妇等人。这个学习小组非常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