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李敦白（左一）、 爱波斯坦（左二）、 斯特朗（右一）等外国专家。
斯特朗回到中国之后，她办的《中国通讯》成为唯一一项吸收不同单位外国专家共同参与的工作。《中国通讯》由她一个人撰写，艾培帮她编辑，我则组织一些左派外国专家翻译和发行。这个小刊物办得非常成功，到后期，共翻译成十来种语言，参加的外国专家都很自觉，很积极，很高兴。
这些活动，尽管有很大的好处，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说个别人始终无法融入任何群体，如杨宪益夫妇不被信任，苦闷得整天喝酒，也请一些敢于去的中国人到家里喝酒，因此更引起怀疑，就是一般的外国专家，也明显感觉到在他们和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人民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高墙。阳早他们写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宣传的主要是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愿望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但其实他们想表达的主要是对被隔离的不满，认为这种隔离把外国人“推上修正主义道路”。他们在大字报中说，在中国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是指，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是指，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产生以下四种结果：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字报提出八项要求：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四、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