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总人数不多，大概几百人吧，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零星分布，如阳早和寒春一直在西安郊区的农场，“文革”前才调到北京；而他们走后，西安仍有外国专家。“文革”中有两张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批示，第一张大字报很著名，是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他们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及子女获得政治参与权，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几天之后毛就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另一张获得毛主席批示的大字报不那么有名，它是由一位在西安外语学院工作的澳大利亚专家大卫·库普于1967年3月10日写的。当时社会秩序失控，打砸抢之风蔓延全国，大卫对于暴力行为，对于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之类的“左倾机会主义”表示担忧。西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将这张大字报抄给了毛。毛泽东阅后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大卫·库普是英语教师，他所在的学校应该还有教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外语的外教。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肯定有外国专家。
这些外国专家的国籍分布很广，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智利、委内瑞拉等等国家，还有一些非洲专家。外国专家到中国来的情况也有各种不同。有一些1949年前就来中国，他们大多怀抱革命理想，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历了战争岁月，受到各种程度的考验。如马海德1936年就跟斯诺一起到保安，他是医疗专家，是根据地特别急需的人才，所以当时就留在了陕北，为了保护他，斯诺书中未透露他的行踪。马海德深获中共高层信任，毛本人对他也特别亲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到过广州，国共分裂后与鲍罗廷等人一起坐吉普车经蒙古返回苏联，后来又几次来中国，1958年以七十二岁高龄来到新中国定居，是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S”中唯一一位终老中国的“S”，她是广义上的外国专家，主要工作是写作。路易·艾黎1927年来中国，抗日战争中积极倡导工业合作运动，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爱泼斯坦两岁时就随父母从波兰到天津定居，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他和后来成为其夫人的英国人邱茉莉都被日本人关过香港的集中营。德国大夫汉斯·米勒1939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阳早是位美国农学家，他1946年到延安，在中共最早的农场工作。他的妻子寒春在美国学习核物理学，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她于1948年到中国，次年春在延安的窑洞与阳早结婚，转型成为农业机械和畜牧业专家。寒春的哥哥韩丁1945年到中国，当时他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的分析员，国共重庆谈判时他在当地，与毛泽东结识。1947年韩丁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再次到中国，在河北冀县为解放区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才，并曾执教于北方大学，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随学校的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亲历土改，写出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这本书1966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1980年在中国出版中文版，在美国和中国都很有名。韩丁于1953年返回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1971年后再度往来于中美之间。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1940年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伊莎贝尔相识相恋，1947年两人到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调查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农民中间生活了半年，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离开十里店之后，他们应邀留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外事学校帮中共培养外语人才，这个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们收集的资料后来写成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一本书——《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
早期来中国的外国人中，有的是本国的共产党员，其中又以英共党员为多。露丝·史密斯早在1920年就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文革”前以七十一岁的高龄来到中国工作。大卫·柯鲁克是英共党员，后来他又介绍他的妻子加入了英共。夏庇若也是英共党员。柯弗兰是由冀朝鼎介绍加入美共的，艾德勒原为英共党员，二战期间在美国财政部工作，转而加入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