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成就的提出已经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和直接的有利条件，而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了文明的兴起。克服沙漠的逆境和地中海的暴飑，利用印度洋的和风，在河中修坝筑堤——这一切都离不开人力，是人类在享受这些有利条件，或者毋宁说是他们在创造这些有利条件。
然而，为什么一些人（而非另一些人）在一些地方（而非在另一些地方）能够持续几代地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阿诺德·汤因比 提出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理论。他主张，人类的一切成就都与挑战与回应（这两个词法文分别为défi和riposte）直接相关。自然必然表现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如果人类接受了挑战，他们的回应就将为文明奠定基础。但是，如果将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它就意味着来自自然的挑战越大，人类的回应就越有力吗？这似乎有点儿问题。在20 世纪，文明的人们已经接受了来自沙漠、极地和赤道等地区的严峻挑战。然而，尽管涉及诸如黄金和石油之类的物质利益，他们却仍然未在这些地区定居和繁殖，也未在那里建立真正的文明。挑战，是的，还有回应，但文明并非总是遵循此道——至少在技术的改善能够保证作出更适当的回应之前是这样。
因而，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结果又如何呢？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其版图可以标示出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木头建造的，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泥、竹子、纸、砖或石头建造的；哪些地方的纺织品是用羊毛制造的，哪些地方的纺织品是用棉花或丝制造的；哪些地区生长哪些各不相同的粮食作物——稻子、玉米、小麦等等。挑战不同，回应也不同。
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难道不是建立在小麦和面包——在很大程度上是白面包——的基础之上，具有它所蕴含的一切限制吗？小麦是一种要求很高的作物，它需要一块每年轮种的土地，或几块每隔一两年就要休耕一次的土地。远东的水稻田逐渐传入低洼地区，它们同样对土地的使用和地方习俗提出自己的限制。
因此，对自然挑战的回应不断将人类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使人类屈从于由此产生的解决方案。我们将一种形式的决定论置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
·按照人类学家的定义，一个文化带（aire culturelle）就是一组文化特征占优势地位的一个地区。
在原始人的情形中，这些文化特征也许不仅包括他们的语言，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粮食作物、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陶器、他们的羽翎箭，以及他们的编织技术等等。按照人类学家基于这些精确的细节所给出的定义，这些文化带一般说来都很小。
不过，有些文化带覆盖的地区却大得多，它们由那些为群体所共有的特征联结在一起，这些特征使它们不同于其他大的共同体。马塞尔·莫斯指出，环绕着广袤太平洋的各种原始文化，尽管它们之间差异明显、相距遥远，但都是一个单独的人类整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