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阐释文明的观念，需要所有社会科学协力合作。它们当中包括历史学，但在本章中历史学仅仅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在此，要提到的反而是其他那些被称作辅助学科的社会科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这意味着我们要涉足四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尽管一开始它们的面貌各不相同，但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地理区域的文明
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
当然，人力在几个世纪乃至一千年中终究对地理因素产生了一定影响。每种地貌上都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劳作痕迹。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通过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 所说的“决定性的自我塑造”，或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得到改变。
·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
这也就是说，讨论人类利用这些基本环境所创造的东西——农业、畜牧业、食物、居所、衣物、通讯、工业等等。人类无止无休地演出戏剧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故事的线索并说明了故事的性质。演员可以变换，但布景依然完全相同。
印度学专家赫尔曼·格茨（Hermann Goetz）认为，在自然意义上，存在着两个印度：一个是湿润的印度，其土地上拥有巨大的瀑布和众多的湖泊，分布着许多沼泽、森林或丛林，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和花草——这是肤色黝黑的人民的土地。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由印度河—恒河平原以及德干高原构成的干燥的印度——这是肤色浅淡的人民的家园，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十分好战。按照格茨的观点，就整体而论，印度意味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和这两大截然不同的人民之间的论辩与争斗。
当然，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并不能预先就决定一切。环境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它会对任何既定地点先天具备的或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先天具备的有利条件为例，每种文明都源于直接的机遇，都是对这些机遇的迅即利用。因此，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古代世界繁荣着许多大河文明（civilisations fluviales）：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与此类似，还有海生的文明（civilisations thalassocratiques），即大海的女儿：腓尼基、希腊、罗马（如果说埃及是尼罗河的产物，它也同样是地中海的产物）。同样，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群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更不用提及大西洋了——沿岸的北欧地区发展起来。事实上，当今西方及其附属国大部分都是环绕着海洋聚合在一起的，它们与从前的罗马世界环地中海而聚合不是有几分相像吗？
事实上，这些典型事例尤其表明了交往的至关重要性。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例如，倘若离开了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干燥的海洋”的流动，离开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Malacca）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