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此前我动手打过老师，也见识过不少红卫兵打人的场面，但像这样毒打老人的情景却还是头一次见。章培先生那年已经 74岁，遭一帮正值青壮年，受党派遣做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当众暴打，令围观的我们看得心惊肉跳，没有一个人敢出声。时间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相信，当年在场的孩子中仍会有人清晰记得这一幕的。章培先生的气概，那个时代只有电影、小说中共产党员受刑上法场才有，而国民党无不是贪生怕死的样子，可我们却亲眼见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被一帮人毒打也如此坚贞不屈，与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认识全不相同，故而印象深刻。
这次暴打之后，曾听得一造反派悻悻地说：章培给周总理写了信，周总理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杨得志派人找了来，不让打他了云云。据说，章培先生给周的信中写道：“我不求你们像我当年对你们那样。我已是 70多岁的人了，只请你们按照你们的俘虏政策对我！” 不卑不亢，义正词严，不是讨饶，更像是斥责。即使这样，没过多久，章培先生还是又被当众痛打过一次。
反思与忏悔
大约是在 1966年 8月，社会上流行起一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完全颠覆了以前公开宣传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从我个人来讲，感觉不过是把以前只做不说的事情公开化了 。早在 1964年和 1965年，政协大院有两位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的孩子参加高考，都落榜了，被分配到青海支边和郊区农村插队，政协机关还曾分别为他俩开过欢送会。还记得会上他们不情愿又无奈的表情，难以掩饰，勉强挤出来的笑容是那么不自然。院里大孩子告诉我，他们“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没用！”所以血统论对联，对于我这个没有多少知识又自以为站在真理一边，头脑发热血脉偾张的毛孩子，就不能不像打了鸡血似的狂躁，渴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功立业”。看着相熟相好的同学受难，我也曾心有不忍，也曾心里不柱壮（不踏实），却又随即暗自庆幸自己不是生在他们那样的家庭！接下来不管我们红卫兵怎么胡作非为，打人、抄家、烧书、砸文物，等等，中央对我们都是支持的 ，尽管《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法，但各级党政、公检法对于打人打死人的事当场不制止过后不追究，那还不是纵容？更像是支持和怂恿嘛！是不是出于我们的父辈不便出面而由我们出手的策略考虑？这就不容我们再怀疑，相反，我还曾为自己的“不坚定”、“资产阶级人性论”暗暗羞愧。因而那个阶段，尽管坏事做到熟人那里会有抹不开面子的感觉，但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脸一黑就过去了，我没往深里想过，也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对。
到了 1966年十一前后，我母亲也被打倒了。那时她在济南市历下区一所民办半工半读中学当校长，每天要到学校接受批判，皮肉之苦自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家还算没遭大变故。到了年底，一天我从北京串联回来，一进大院，就见满院标语大字报，一直到我家门口，全是我父亲的，指我父亲是“叛徒”，我一下子就懵了。不久，我们家就被政协机关的造反派抄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干部的“历史问题”格外看重，在白区工作曾被捕的同志、作战被俘的同志，都需要自证清白，凡不能者，几无不受怀疑的。对被捕被俘者以道德高标衡量，使得这部分同志往往有口难辩。因此，党内斗争中“历史问题”一直是一把利器，掌握它的一方用以制人，如同抓住了对手小辫子，无往而不胜。我父亲被打倒了，且无翻身之可能，我们家变成“反动”的了，由“自来红”到“自来黑”，我也成了“狗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