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经历(6)

杜大中先生原是国民党军少将,后随军起义,“文革”前任省政协常委。那时住的是平房,家家门口一侧檐下都接有一间一面坡的小房作厨房,这厨房没有门,敞开的。一天半夜里,我与伙伴悄悄潜入杜大中先生家厨房,将油、盐、酱、醋等全和在一个盆里,让他家没法再用,只得倒掉。这个瞎包事(坏事)的“主谋”和“主犯”,都是我。第二天,杜大中先生的夫人不知怎么猜到是我干的,找到我母亲告状,我还拧着脖子死犟,不肯承认。

在“文革”初,人性扭曲变得正常。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女——心理狰狞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以欺压、折磨人为业、为乐;居于社会被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被打倒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统战对象和黑五类子女——只得在高压下就范,对于暴力残害束手就擒,逆来顺受。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定是罪孽膨胀勃发,恶行习之为常。就我个人而言,可能还有已不能刺激我记忆神经的瞎包事尚未交代忏悔,每忆及此,则不胜惶恐!

罕见的抗争者

“文革”中山东省政协机关造反派打人是非常普遍而又厉害的,据说是上至厅局级干部,下至公务员(那时机关公务员属于勤务工人),无不动手,出手必狠,凡经批斗者无人能幸免,以至于一位副秘书长先是造反,也参与打人,以后自己被揪出,自知活罪难熬,夫妇俩一起上吊自杀。还有一位处长,被诬为“叛徒”,不堪毒打,也上吊自尽了。但也有人在残酷批斗中不屈服,不自污,他们的表现或机智或坚强,在黑暗的日子里透露出光亮,传递了希望,令人钦佩!

揪斗 1926年入党、时年已 70岁的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邵德孚先生后,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广播了批斗纪实,其中邵德孚先生的“×××(是一位也已年过70的党员驻会常委,后来也被揪出批斗,并遭殴打)你打呀!你打呀!”之语,是他们为批邵德孚先生“不老实”而引用,却使得邵德孚先生面对强暴顽强抗争的形象隐然可见。

章培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的长兄,抗战后曾任陆军大学机甲战术系中将主任兼第四期将官班主任。1927年他任浙江省省防军第六团团长期间,放走了列入逮捕名单的弟弟章秋阳等 12名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又一说为陈云)。1949年章培先生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战史组长、装甲教授研究会第一副主任。一次周恩来参加学校活动时认出了他,主动跟他打招呼,当众对他当年救命之恩致谢,这令章培先生十分感动。1958年章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1967年初夏,政协机关造反派斗起了他,且做法极其野蛮。一天傍晚,在机关后院高台南面,我们正在玩耍,四五个造反派不知为何喝住了正欲回家的章培先生,没说几句话就开始了暴打。有人啪啪啪啪,连续正反抽他耳光,只见他胸膛挺直,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头被抽打得来回摆动。接着又有人从后面猛地一脚踹在他小腿上,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狠狠地栽倒在地,但立即又爬了起来,笔直地挺立着,任由造反派继续暴打,没有呻吟,更不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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