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抄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炫耀的口吻跟别人吹嘘这段“传奇”，虽然“首功”不是我的，但我抄出了 200块钱，是“第二大功”！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文革”中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
抄韩桂英的家的理由，是她出身资本家。她父亲“文革”前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据说新中国成立前这照相馆就是她家开的。抄家后我还专门去明湖照相馆看过。明湖照相馆是泉城路（“文革”前称院西大街）上一处门头平房，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分为营业和拍照两个区间，用拉帘隔开，还有一个里间做暗室，不知有多大。工作人员不过七八人。想来新中国成立之前韩桂英父亲经营时，顶多雇用两三个帮手，也许就带一个徒弟，这情形搁现在也就算个个体经营者。她家存的蒋介石照片，估计是当年给客户洗印照片富余，出于职业便利而留存的。这与有现行行为的犯罪是不同的，按照《刑法》是无罪的，即使按当年恶法“公安六条”（1967年 1月颁布）来衡量，仅仅“保存蒋介石照片”，也不能构成反革命罪。还有，“文革”初像韩桂英父亲这样老职工工资顶多五六十块，要负担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时大多数家庭都属于现在所说的“月光族”，往往没到下月发工资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他三四个月的收入，也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存款。当年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不是多数家庭所能拥有，条件略好家庭一个月存个 3块、5块，要攒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钱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我真不敢想象后来她家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被抄家后，我没见韩桂英再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后来我们班拍的毕业照，也没有她。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捉弄高邻
恶作剧本是孩童顽皮的特征，历朝历代任何国家地区的孩子都可能做得出来，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段对特定人群实施恶作剧，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欺侮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文革”时我家住的山东省政协大院内，有许多民主人士，“文革”初他们遭了难，而我又在此时捉弄他们，加重了他们及家属的困厄。
周志俊先生是著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后，卧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报纸。我曾好几个夜晚与伙伴一起，用缝纫机线轴绑上皮筋做弹弓，劈开冰糕（竹）棍一端，夹着小鞭炮作箭，穿在线轴孔中，点燃后捅破报纸射进去，使他和家人在沉睡中受到惊吓，我们则乐不可支。
还有一位宋文田先生，是留美硕士、著名水利学家，为山东人民，乃至河南、陕西、四川人民治河修桥，兴利避害，干了不少好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水利厅厅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改任省政协常委。我曾多次与伙伴夜晚潜入他家门前葡萄架下偷葡萄，偷吃之后扒他的窗户往里偷看，往往见他还在台灯下看厚厚的英文书，嘴巴翕张不已，喃喃作声。我们把脸紧贴到窗玻璃上扮怪相，然后敲玻璃。宋文田先生系老知识分子，看书非常专注，这样下意识地回身一看不免吓一大跳，我们则坏笑着跑掉。宋文田先生对人，尤其是大院里的孩子非常和善，我们却这么捉弄他，实在是作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