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随便哪个学生在校园里遇见“牛鬼蛇神”，都可以任意呵斥，老师们没有一点儿尊严，斯文扫地。一次，我遇到了毕德质老师，想起听说《牛鬼蛇神之歌》是他作词谱曲的事，觉得好玩儿，便喝令他停下唱了一遍才放他走。还有一次，看到毕老师与另外几位“牛鬼蛇神”排着队不知到哪里去，又喝令他们必须边唱边走，一直到他们走远。有哲人曾说过：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可当年哪里讲这些，“亲不亲阶级分”，“好人打坏人，活该！”阶级敌人根本不被当作人，可以任人侮辱，没有谁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愿不愿这样被人作践，愿不愿家人看到自己被人糟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我20岁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
1966年盛夏以后，揪斗对象早已不限于原来党支部抛出来的几位“牛鬼蛇神”。“大民主”之下，表面上凡还没有被认定为敌人的人都可以写周围任何人的大字报，揭发任何哪怕道听途说的“问题”，但任何人第二天也可能就是那个被莫须有的罪名击倒的人。发生在教我们图画的胡熹和老师身上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胡老师是在我们学校教了一辈子美术课的老先生，有同学的父辈都是胡老师的学生。他年长而和气，永远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就这么一位老先生，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成是国民党，且反动透顶，妄想变天复辟，证据就在他的画中，说是他的画里有“反动标语”，打倒谁谁，谁谁万岁，与我们平常喊的口号正好相反。于是，他的画被挂满了校园，要大家从中搜寻罪证。我也曾傻乎乎参与了这事，声称从他的一张漫画中找到了36条“反动标语”！胡老师的漫画非常简洁，往往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图景。可正是这样简洁画中的横、竖、斜线条，被说成不同字的不同笔画，被分析为构成这个那个字，进而又组成为一句句口号。36句口号，又不能记（你记到纸上岂不变成了你写的反动口号！），一会儿就搞混了，也就报个数字。回想起来尤其可笑的是，在我和其他许多同学想象出的反动口号中，竟然有“打倒毛主席”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完全不合乎常识！他既然恨你，怎么会以职务衔名相称？！这些个如今看来无比荒诞的事，那时大家却都深信不疑。仔细考究下来，这做法好像也还不是一中师生的发明。记得那之前不久，有报道北京批判某画家就曾用过这类构陷手段，我们只是跟风而已。
我校朱琳副校长，是一位资格老却似乎不受重用的干部，因而在“文革”初也被抛了出来，可却抓不到她什么重要把柄，于是扣个“三反分子”大帽子，一直就是劳改，在风头最劲的那轮批斗中，反倒没遭大罪。1967年春，学校组织在千佛山下果园里劳动，也就是拔拔草什么的。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忽然就有了嘿唬（吓唬，训斥）她的想法，走到朱校长跟前，直呼其名：“朱琳，你为什么反党？”朱校长说：“我不反党！”我用当年最无理、最蛮横、最常见的口吻质问她：“你不反党，为什么被揪出来了？！”朱校长转脸看了我一眼，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说：“你们还小，不懂，等长大了就明白了。”我觉得她太不拿我当回事儿，朝她吼道：“你不老实！小心点儿！”其实已是色厉内荏了。朱校长头也没抬，不卑不亢地说：“我认识你爸爸、妈妈。 ”真的假的？反正这下轮到我不自在了，谁让我自讨没趣呢！只得讪讪地走了。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我想，朱校长说不定还记得这一出呢，这应该是朱校长落难中一段出彩的插曲。
抄同学家
进入 8月，整个社会上都乱了，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口上古旧书店门前，在马路中央堆起了一米多高的线装书焚烧，过往车辆都得绕着走；大明湖北极阁里的元代泥塑、千佛山上的隋代造像等等，都被砸毁；街头商铺的老牌匾全部被砸，有些道路、商场也被改了名；所有绾髻的老太太，几天时间都剪成了短发；留长辫的姑娘，也都剪成了短发或短辫；里弄闾巷时常弥漫着焦煳味道，那是有人家在偷偷地烧旧书或者怕给自己带来厄运的物件……就在这时，从北京刮来了抄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