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小学升初中，也是考试入学，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来小学的尖子生。但进入中学后还是产生了分化，像我，就没从新鲜劲儿里转出来：上课根本不认真听讲，老琢磨着玩儿的事，学习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语，几乎没背过几个单词，到后来，上英语课几乎像听天书，老师和同学读课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数，就感觉有越来越多的题不会做了，下学期期中考试，竟得了 59分，不及格。老师批评我，反认为是老师跟我过不去，就干脆琢磨起怎么对付他，绝对属于班里的“琐矣（调皮、捣蛋）孩子”。一次上代数课，教代数的班主任许老师提问，我忽发奇想，想捉弄一下许老师，于是举手。许老师看到我举手，以为我要“学好”了，认真听讲进步了，就叫我回答。我站起来却质问他为什么昨天到家中“告状”（家访）？立刻把课堂气氛改变了，我这里还得意不已。还有一次是下学期开学不久，一个下雪天，天气阴暗，北风呼啸，泛巴拉子（雪霰）不停地从屋顶瓦缝里吹进，班里同学在上自习，我跑到黑板上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教室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一幅是外面不下了屋里还下小雪，又在旁边写了“抗议”两字，这是对老师不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在教室“挨冻”发牢骚。想想不妥，又加了“不敢当”三字，也引起部分同学起哄。到了春天，许老师看我越发不像话，就组织七八个同学开会帮助我。先是有女生义愤填膺，控诉我捉弄她们的种种事例，我则满不在乎，不以为然。这时另一位男生放了“重炮”，提起我画漫画的事，说：“刘伯勤‘抗议’，抗议的谁呢？就是抗议党抗议人民政府！”记得当时我吓了一跳，许老师和批我的女生也愕然了。就在这时，突然地震了（好像是邢台地震的余震），许老师立刻让散会，才算是给我解了围。就这样，我自己也渐渐感到了“危机”，慢慢在班里混不下去了。这学期期末考试，教政治的蒋明老师又出了个“怪招”，开卷考试，要大家写进入中学以后各方面的进步，这下我可作难了。蒋老师教学方式比较特别，她说话诙谐，把一门乏味的课讲得有声有色。她上课，乃至批评我，我都不好意思不听。这题目下我要是编，肯定会被她戳穿，那样更没面子。没办法，我只得交了白卷，在试卷上留了一段话，明确说我要么是当成语文课的作文编造一篇故事，要么写不下去，因此我选择了实话实说，但保证今后改正缺点云云。蒋老师竟然在班上宣读了我的留言，还表扬了我“诚实”，给了我 60分及格。不管怎么说，到 1966年上半年，我已经很难混下去了，成绩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提上来的，况且要骤然转变，在平常啦到一块儿（谈得拢）的同学眼中又觉得“掉价儿”，可若再不改弦更张，下场必定是降班（留级）。这个时候突然说“永远”不上课了，搞“文化革命”，那危机就算解除了，所以我心里高兴，所以才欢呼了起来。
批斗师长
停课以后，大家还是每天到校。党支部抛出了六个“牛鬼蛇神”，作为批判对象。学校再也不是清静之地了，高音喇叭震天价响，办公楼和各教学楼内外全是一层层的标语和大字报，连道路两边也拉起了绳子，挂满了大字报。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开大会上台发言，不管是什么“理”，还能说个道道，我们初一学生，也就是跟着瞎起哄，胡狗乱（胡闹），但都在极力表现自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志，这样一来，这六位老师就遭了大罪了。
六位老师中有毕德质、郑世经、孔庆珊、张家璇、辛建岭，还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每天除了批斗就是强迫劳动，其间挨打挨骂是经常的。记得一次开批斗会前，这几位老师低头弯腰从办公楼里鱼贯而出，两边挤着不少学生，不时有人伸手打过来的老师。看着别的同学动了手，一瞬间我也“心动”了，瞅着谢了顶、被勒令不许戴帽子的李昌义先生过来，照着他头顶就是一巴掌，接着又朝他后背啐了一口吐沫……所有的老师都一声不吭，忍受着来自他们学生的殴打、谩骂，屈辱地从人群夹缝中穿过。说实在的，我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丝不忍，但周边的气氛，以及手打到李主任头上那略微弹起的“快感”，立刻就把这一丝善念冲掉了。那年月，“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雷锋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过后多少年，我曾无数次回忆起当时一幕，每次都是赶紧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不敢正视那一刻以打人为快的龌龊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