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儿，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儿结束，快点儿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