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地主”，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柯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嚓”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劳改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说“×××（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40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