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 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 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 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么就是“革命”的对象，
要么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可以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