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率先公布并始终执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印度也宣布了不首先使用政策，前苏联在冷战后期宣布了不首先使用政策，1993年俄罗斯宣布取消这一政策，但有理由相信，俄罗斯可以回到这个政策。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英国、法国并不面临紧迫的战略威胁，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的益处，要远大于坚持现有政策。因此，与几乎在所有重大核问题上一样，世界能否订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主要障碍是美国。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上发动战争最多，对他国进行核威胁的次数也最多，然而，美国并没有实际使用过核武器。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事实上执行着不首先使用政策。美国当前的核政策也宣称核选择总是最后选择。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再进一步，明确地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呢？历史上和今天，可以找到的美国战略界给出的理由有：使用核武器抵消他国的常规武器优势（当前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就使用了这个理由）；保持核选择的模糊性，有利于应对他国的“侵略”和使用生化武器。
无论从历史教训还是从常识出发，上述理由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例外论”，它们所带来和引发的问题多于美国想要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只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成为各有核国家的政策，就可以基本消除大国间核战争的威胁和风险，消除意外核发射或因误判而可能导致的核冲突，并使世界核态势发生积极的方向性变化。遗憾的是，当前美国不是致力于使美国核政策向这个方面转变，而是致力于攻击他国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所谓“不可靠性”。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把“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视为头号安全威胁，却忽视了美国自身的核战略及相关常规军事战略是导致世界核态势不能得到根本改善的根源。一个“擅长大国竞争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会顽固地推行加重而不是削减其头号安全威胁的政策呢？奥巴马曾因倡导“无核世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推动过美军削减核武器，但受到美国主导势力、职能部门战略惯性和利益集团的坚决阻击。
美国众多前高级将领和政要已经公开抨击美国的核政策，提出美国核战略既不是负责任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最大受害者是美国人民。美国前中情局长特纳上将指出，1961年一架搭载核弹的B-52战略轰炸机在北卡罗莱纳州失事，两枚兆吨当量核弹摔在地上，其中一枚核弹的六道保险有五道损毁，仅仅是第六道保险防止了核爆炸（但造成核材料泄漏）。这只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空军一个军种发生的十多起核事故之一。造成这些危险事故的原因之一是，美苏没有就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因此美苏双方的一部分战略部队不得不连续不断地保持戒备状态，对于空军战略部队意味着保持核战机留空。仅两年以前，因管理错误，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没有任何理由地携带核弹在美国本土上空飞行，引起美国舆论大哗。为此，空军参谋长被解除了职务。也就是说，这种不可接受的潜在风险并未成为历史。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截止1998年美国为建造和维护核武库花费了5.5万亿美元。美国学者的另外一项评估提出，仅仅处理制造核武器所产生的高毒性废料，就需要30年时间和3000亿美元。这个评估很可能过于乐观，因为按照美国能源部的说法，美国并不掌握必要的处理技术。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伯劳恩博士指出：“尽管自从广岛和长崎后，没再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但美军却对美国民众进行了一场秘密的低强度辐射战争。”据美国学者统计，近年来美国政府仅为平息美国公民对美军“核失误”的抗议就支付了20亿美元。实际上，如果美国国安会系统对核问题是“负责”“民主”和“认真的”，如果美国国安会系统像动员美国公众支持“先发制人”那样来决定美国是否应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那么结果不难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