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略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和政治极化都表明，美国总统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终究是有限的，为总统服务的国安会体制的能力当然也是有限的。美国学者威尔逊在《地球的社会征服》做出这样的描述：“我们用石器时代的冲动，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乎其神的科技，创造出星球大战时代的文明。”这是一个深刻的见解。从卢旺达大屠杀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两个事例来看，威尔逊所说的“中世纪的制度”，同样可以用来观察美国国安会体制。 国家安全体制转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历史不会终结，即便有60余年历史，当前对美国国安会体制做出适当评价或许仍然为时尚早。老布什总统任内，美国国安会体制的运转有声有色，而“听从上帝旨意、急于为老爸复仇”的小布什总统的国安会体制（尤其前6年）对美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美国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评论说：“美国或是因痛苦的改革而进入一个‘糟糕的时代’，或坐视真正和相对的实力衰落而进入一个‘糟糕的世纪’。”近年来，美国战略界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美国和世界都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相应的美国现有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安会体制及整个国家安全体系都需要战略转型。美国国家安全改革项目提出，未来安全问题不仅更为全球化，而且更具不对称性和更为“人性化”；安全、繁荣和社会福利以及国内与国外的相互关联更为密切，美国安全不仅与国外局势相关，而且取决于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竞争力和人才质量；不仅世界安全问题的“游戏规则”变了，而且“游戏”本身也变了；国安会负担过重，资源不足，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不够；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不是遵循统一的国家安全战略运转，而是按惯性运转，按照军工政治复合体的意志分配资源。美国已经多次错过了改革的机会，最可惜的三次机会分别是冷战结束之后、“9·11事件”之后以及奥巴马执政时期，每错过一个机会，都增加了国家安全的风险和改革的成本，也压缩了战略选择的空间。
为此，美国总统和国会应制定与1947年《国家安全法》相对应的“国家繁荣和安全法”，它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制定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搞清美国在世界的位置，明确战略资源的稀缺性和战略能力的有限性，做出明智的战略选择，在各层级和各领域达到目标、手段与途径的平衡；白宫应设立“国家战略分析与评估中心”，负责组织领导政府和民间的战略智力展望未来，辅助总统制定大战略；建立协作、灵敏和创新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对跨部门协调机制和任务团队的战略管理，以整合所有国家力量要素，及时有力地进行决策支持，采取决定性行动；在反恐、网络安全、反扩散和战后重建等领域，应设立临时或长期的跨部门专业任务团队，树立大协作的观念，下放权力，加强任务规划，使美国战略行动和危机反应更具备“全政府”“全民”一致参与的特征；注重资源使用效益，应优先保障机遇性而不是威胁性目标，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将经济、外交和军事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国家安全领域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复兴；未来的国际权势更多地与思想观念及其沟通传播相关，美国应加强思想领域的努力；同时希望国家安全领域的改革能够带动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这些改革取决于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方，出现正确的领导者。
进化是大自然的铁律，是人类社会的铁律，也是国家安全事务战略管理的铁律。对美国国安会体制的考察表明，对于各大国，哪怕对于某一个大国而言的国家安全体制，都不存在完美标准，根本问题在于适用与否。国家安全体制的设计与运作，应集中统一，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乃至因事制宜。正如既令行禁止又灵活机动，是指挥的最高境界。
因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