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国安会体制仍是我们考察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上得失成败的一条主线。战后美国历任总统的头一批，乃至首个指令，都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机构”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国安会体制的限度：
卢旺达大屠杀，“人道与人权”的幻象
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间的屠杀，100天内80余万人死于非命，且大部分残酷地死于砍刀、石块和棍棒。非洲人民的苦难并未终止于卢旺达，该国叛军逃到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导致刚果东部地区长期战乱，至2005年已有超过4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是老人、妇女、儿童。在长达百天的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克林顿总统及国安会系统召开过多次会议，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时，承担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一位加拿大将军痛心疾首地表示，只要能有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就能制止这场人类文明的浩劫。克林顿曾多次为未采取行动做出道歉。美国国安会高级官员事后表示：“这是二战后美国国安会系统最大的失败，我们长期无法正视和回顾这件事，良知饱受折磨。”当前，“不能再有卢旺达”，已经成为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共识。
卢旺达大屠杀是个因果关系清晰、是非明确的国际事件。那时，美国号称“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而且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骄傲地宣示“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记者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美国站得高、看得远”（后来还有记者问她怎样看待伊拉克50万儿童非正常死亡时，她回答“我想这是值得的”）。无论克林顿为卢旺达大屠杀的道歉，还是离任后奥尔布赖特为其“豪言壮语”的多次道歉，都表明美国领导者及国安体制，是为所谓“美国利益”存在的，主要是围绕大国战略竞争而运转的。狭隘的“美国至上”“美国例外”，是美国领导者及其战略体系的“团队思维”，它像一道道无形的绳索，规定和限制着美国战略体制及其人员的思维与思路。美国国安会体制不仅不是例外，反而因其位高权重和“精英俱乐部”的特点，成为这种迷思的重灾区。美国国安会系统“团队思维”的表现之一，是“慕尼黑心理”,即“如果美国不能守住某个地点，就会遇到更强和胃口更大的敌人，美国的信誉就会消失”。美国由此走向越南战争。二战后的历史表明，越战并不是美国偶然的例外。美国在阿富汗花费了天文数字的经费，而每年全世界因得不到常规疫苗接种而死亡的儿童达200万以上，使这些儿童接受预防接种的经费只相当于美国在阿富汗两个月的经费。
常言道，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团队思维”妨碍了美国国安会对大前提的反思，精心设计的竞争战略在时代大势中成了“蜗牛角尖竞短长”。美国的核战略就是这样。 美国国安会体制的限度：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对自身不负责任的美国核战略
美国国安会体制在开展对前苏联战略竞争、应对前苏联解体和实施海湾战争中固然有不俗的表现，然而在评价它是否真的擅长进行大国战略竞争这个问题上仍有疑问。让我们产生这种疑问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核战略，尤其是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态度。该问题的重要性，来自核军备领域的一个基本事实，核国家相互之间的核戒备存在极大的战略风险。其一，美俄的核作战计划极其复杂，“没有任何人能保证来自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指令会体现在这些计划里”。其二，在可能发生的核交战中，总统只有大约三分钟的决策时间。在可能存在技术系统失败和人员误判的情况下，用三分钟来进行如此重大的决定显然是荒谬的。其三，“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总统将美军戒备等级由六级提升到二级，这是在实际进行核打击之前的最高等级。对此，俄罗斯很可能会将核戒备提高到类似等级。1995年，因俄罗斯预警系统故障，误将美国在挪威沿海进行的科学实验当作潜射导弹袭击，俄罗斯首次启动了总统核提箱中的计算机，仅由于在最后一刻美国火箭转向，显示出与导弹不同的轨迹，才避免了一场核浩劫。这些事实表明，没有任何一项涉核政策会像不首先使用政策那样，如果得到核国家的普遍采纳并订立条约，会立竿见影地极大改善世界核态势，并为全面彻底地解决不扩散问题和销毁核武器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