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够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德里希：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承认你的贡献时，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之情。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是，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定下了一个规则，5 年内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6 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项授予缪达尔，但太“左”了。他们觉得这样做可能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证明。”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我从来没有奢望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时，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狼藉。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组合，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
理查德·埃贝林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197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达尔一点儿都不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达尔分享今年（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和其他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69 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医学奖、化学奖等都从1901 年就开始颁奖了。缪达尔和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1976 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仁尼琴要来参加12 月举行的1974 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仁尼琴是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由于担心苏联不让他再回国，因此当年没有来领奖。而1974 年他之所以能去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1956 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仁尼琴，称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版，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予以否认。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1974 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时，就已恢复并开始发表著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