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7年，刘福通兵分三路北伐，矛头直指大都。东路军取海州（今江苏运云港），入山东，克济南。第二年二月，进军河北，攻克蓟州（今河北省蓟县），前锋到达枣林（今北京通县西南），离大都仅有百多里地。由于孤军深入，受到元军的围追堵截。中路军绕道山西，迂回包围大都，夺取了元朝上都（今内蒙多伦），转战辽阳、高丽等地，随后又折回南下，再次攻占上都，转战山东。西路军由荆襄出武关，取长安，在陕西受挫后，一部入川，一部入甘肃、宁夏等地。三路军北伐的同时，刘福通于公元1358年五月攻占汴梁，宣布汴梁为国都，红巾军反元斗争达到高潮。然而，起义军各支队伍占领了一定地盘后，自由散漫的习气再次发酵，互相不愿配合，各自为战，惯于流动作战，最终使战机一次次失去，随之进一步浇灭了他们共图大事的热情。
大顺政府虽然为部队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军规，但进入北京后并没认真执行，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李信虽然在朝中一再强调军纪，但他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引不起大顺政府的重视。那时，大家在干啥呢？忙着去抢掠追赃，只派少数军队征讨南明势力，山海关方面只派几千人守防，全军上下，将官士兵，腰缠金银，贪图享乐，军纪松懈，战斗力锐减，几十万大顺军队屯驻京城里享乐。进城没几天，李自成的起义军官兵通过严刑拷打，掠得银两7000万两。崇祯经过十多年加饷摊派，才从民间得到2000万两银，而大顺皇帝几天就得了他的两倍还多，可见他们的穷凶极恶到了何种程度了！有位深谙李自成史实的人说：“李自成非败于满人，而败于己也。”
这的确是一言中的。
这也难怪农民兄弟们，因他们没有投好娘胎，社会剥夺他们了受教育的权利，绝大多数人缺乏应有的知识水平，自我约束的能力相当低下。而那些囚徒、罪犯们的“起义”更是以一种江湖豪杰的义气作为准则来统领人马，纪律性、组织性自然极差。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善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干什么事缺乏应有的参照系，其内部凝聚力损耗日益严重。另外，在起义军的各级将领和士兵中，相当一部分是一直信奉“横行天下以为快”，不重视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只注重队伍的扩大，忽视队伍的纪律建设，人员素质极差，导致他们揭竿而起的性质处于不断变化或转换状态，有时黑白两道都有，造成了史官们为他们树碑立传时感到很头疼，有时只能模糊了事。
纵观历史上的那些农民，无论其队伍的前途，还是领头者个人的命运，都有很多的机会，但谁能管得住自己，谁就能够抓住历史性机遇创造历史；而对具体的每个人而言，谁能超越宿命、战胜宿命，谁就能焕发出一个全新自我！
在一个作风比空气还要散漫的群体，在充满拼死竞争的起义时代是难免要沉沦或被淘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