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比空气还散漫
从社会学上讲，在初级群体中，一般没有明确、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人们主要依靠习惯、风俗、伦理道德、群体意识等来控制、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脆弱的维护手段，容易产生离心力，有时为了一点小利，明枪暗刀，你争我斗，互为心计，勾结利用，忽敌忽友，虚实不定。小农经济分散性的特点造就了农民纪律意识的缺乏。他们既是小生产者，又是小私有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个体劳作，分散经营，散漫而难于结成整体，缺乏必要的阶级凝聚力，即使被共同的苦难命运捆绑在一起，有“利益同一性”，但最终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不习惯共同关系所带来的任何约束和纪律。农民有许多初级群体的特征，比较自由散漫，心胸比较狭窄，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较强。这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缺乏自制力、我行我素的思想根源，也是长期流淌于他们血液中的“文化因子”。
客观上，农民起义武装团体建立后，大多数是以血缘关系和朋友、同乡等关系来维系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叛卒”、“逃卒”、“驿卒”、“响马”、“饥民”和“城市贫民”等游民阶层集体投奔而来的。这些先天性的缺陷与组织上的松散关系，使其对内部的控制能力弱化。
公元23年，绿林军出于斗争的需要，决定成立一个政府性的机构，并商定由刘邦的后裔来担任这个头儿，以便在与王莽的斗争中赢得道义上的制高点。当时，无论凭能力水平，还是战功的大小，最有资格的是刘。不过，这个老兄颇有个性，为人刚直严峻，对部属要求很严格，眼里掺不得沙子。绿林军诸将领平时散漫惯了，无拘无束，实在不愿意让一个威严的领导来管着他们。于是，王匡、王凤兄弟第一个出来反对，坚持立一个比较平庸的刘玄来当家。可见，散漫的作风已经渗到了农民起义军的骨子里了。
捻军不仅受小生产者狭隘性和无组织、无纪律性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宗族和地域观念的束缚，这既是它不能与太平军达成真正联合体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组织松散的根源所在。各种不同旗色的捻军，长期以来“各统其众，各居其巢”，独立战守，互不统属，互不协同配合。有的则时合时分，分多于合。雉河集会盟反映了一些捻军首领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对于改变分散状态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不同旗色的队伍，长期共同行动，协同作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盟主的张乐行还是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于散漫式的思维方式，以致始终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捻军统一起来，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不能在统一的部署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捻军的数量虽多，却形不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清军，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雉河集的几次失守，许多捻军的圩寨被各个攻破，以致最后无法在淮北家乡立足，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在后期，虽然统一了组织和领导，但仍然存在着时分时合、松散不团结的旧习。
在一个社会大家庭里，其内部建构性的严密程度与其规范作用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制度规范必然具有导引、教育、强制等作用，以约束整个大家庭成员，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农民起义的武装组织的建立，其大多所依靠的是以松散群体为主的，这种结构上的缺陷造成了制度的导向功能和规范能力都很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