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情形则与此迥异，殖民地之人民曩处一种困苦艰难之状况者今则已臻舒适、安全与闲暇矣。其祖若宗曾与饥寒、疫疠、野兽、蛮民搏斗而幸告胜利。时日迁逝，彼等又与后斯图亚特王室（Stuarts）比较巧妙而又狠毒之敌人对抗而挫折之；盖亡命之徒既已征服蛮疆而占得一值得保有之国家，王政复古时代之政治家即谋破坏其自由，剥夺其生计而畀以一种宗教政治，而彼等从前即为避此宗教政治始渡重洋而赴美也。凡此种种长期之奋斗曾留一种痕迹于当代人民英武勇敢之性格中，临难不苟之心理中，与淳朴而不虚伪之习惯中。然而彼等非不文明或不识字也。当其非常困难之时，虽社会之存在根本上感受威胁，殖民地之创立人业已设法为个人取得最高利益，因此类最高利益在彼等心目之中固系所有人类共同努力之真目的也。方其于马萨诸塞湾岸上完成其第五度收获之时，彼等已于剑桥（Cambridge）设一公立学校；翌年此公立学校改为大学，有一图书馆，且有一种基金矣。再历一年，新英格兰之印刷机开始印刷。八年后，适当一六四七年之时，下令每市人口达五十家者应派一人训导所有应受教育之子弟；若每市人口增至百家，则须设一文科中学，而该校校长须教授青年以便他日升入大学焉。
一六九六年之苏格兰政治家亦知其责任之所在，结果于其人民之将来大有裨益，虽苏格兰人民之将来本为古旧不动之境界所范围。但清教徒殖民地之立法家面前则有一张空白之羊皮纸；而彼等又能图绘国民性所应遵循之路线。其工作之全部结果即于四世纪后见于一律勤奋与互相尊重之高尚平等之中，而此高尚平等固流行于一种无一懒惰与愚昧之人口也。塞居尔论之曰：“以美国而论，所有有用之职业皆不至遭人轻蔑或讥笑。只有懒惰可羞。兵役与公务并不妨人操其自身之职业。每一美人皆一小商人、农民与工匠。其境遇较逊而地位较低者——如仆役、劳工与水手——亦不类欧洲下等阶级；因其举止大方，行为合理，而备受他人尊重也。方吾入其旅馆之时，见此旅馆为一大尉、少校或上校所设，而此大尉、少校或上校又皆倾谈而且健谈，谈其战役、其农事及其货品之销路，为之惊奇不置。迨彼叩吾家世，而吾告以吾父乃一将军且任大臣之后，彼又询吾父生前操何职业，吾尤惊诧不置也。”
唐宁街（Downing Street）之统治者与宾夕法尼亚及新英格兰之被统治者间绝无个人同情，万难沆瀣一气。一方面有一共和国其中无个人所应仰望之阶级，亦无个人被诱而轻视之人；此处除劳动外其他一切皆不能邀人尊敬，除大众所共享受之富足以外绝无奢侈。另一方面，有一统治阶级，其中每一分子苟非遭逢稀有之好运则自早岁入塾受业之日，即经教规与则例诏以人世至善之事莫如过享乐之生活；议员全部之责任在于支取所能支取之薪俸，以酬其轻省之工作；无论在社会上与政治上不应视多数与少数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