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马发现美人之态度与英人之态度有一种显著之不同。其言曰：“虽语言、服饰、风俗、宗教与政治原理彼此相同，然而一种特殊之国民性正在形成。移民比较英人为和善，为容忍，为好客，大体亦较为健谈。英人方面则责其轻佻而过耽娱乐。”但此种比较非仅对欧洲各国中之英国而已；此中原因实在于新大陆所有而旧大陆所无之有利生活状况。塞居尔曰：“新从吾法之大城与吾法少年贵族之态度来美之观察家——曾以吾法上等阶级之奢侈与吾法农民之粗衣及吾人无数贫民之褴褛相比——于抵美之时目击社会上无极贫极富之现象必以为异。吾辈所见之美人皆披质地优良之衣服。其自由、坦白、亲昵之谈吐既无愚笨之失礼，又鲜虚伪之谦和者足以表征此辈以其自身之权利为可矜而又尊敬他人之权利之人焉。”
法国少年将校所渴慕之国民性乃本国之所产，然而此种国民性能胜转运。此一代质朴而且强健之美人性格无须美国之环境以衬托之。约翰·亚当斯初次置身社会之时乃一乡村教师，后亦不过一乡村律师而已；未与杜尔阁共餐而邂逅拉罗什福科族（de Rochefoucauld）某君以前彼因未尝见切斯特菲尔德爵士（Lord Chesterfield）或德芬夫人（Madame de Deffand）所认为社会者。亚氏赴法之时始习法语，而私衷未必深爱或深敬法人。但在法国居住后，日处外交界之中亦觉舒适；且不久即占得一种操纵之势力，而此操纵之势力对其国家固有无穷之价值也。富兰克林之居伦敦也除充省议会之代表外别无何种官职，且除早岁居英充印刷学徒而住小不列颠，每周赚三先令六便士时所得观察者外初不知英国社会之情况奚若。然而行踪所至，固受其所愿见之人之欢迎，亦受若干大人物之欢迎；而大人之殷勤与款接固彼所愿谢绝者也。一七六八年七月富兰克林曰：“克拉尔爵士（Lord Clare）不复在商部供职诚吾人重大之损失也。爵士于解职前之星期日邀至其家用膳，庶吾二人得以畅谈美国事件。爵士屡向吾假殷勤，自谓当盘问之时吾之答其所问虽稍涉傲慢，彼固深佩吾爱国之精神也。每人各饮瓶半红葡萄酒后吾即告别，爵士拥吾而吻，自谓毕生未尝遇一人为彼所如此钟爱者。”当其税驾巴黎之时其生活状况一如七十岁前身居费城之时——谈其日常之谈话而御朴素之阔布。但即如此，富氏仍于所有有关审美与行为之事独能指导全部文雅之欧洲之社会中成为众所渴慕之人，且决定一时之风尚焉。
其实欧陆各国赴美之旅行家即于美国发现其在英国所不能发现者。英国狂在当日巴黎社会盛极一时；而此种热狂最高尚之形式令人搜求而且模仿必系吾英法律与自由之产物之生活方式者。若论简朴与节俭，英武与独立，宗教之信念与责任心，吾英实多，但使彼等知于何处搜求而已。在阿伯丁（Aberdeen）至法尔茅斯（Falmouth）之每一商市，在各地乡间，日工皆由适当之人任之。此辈工人态度固颇陈旧，然具有充分现代智识；常往教堂，有时且常往私家教堂；毫不费力而写得一手非常明白而有力之英语；且用劳力与冒险赚其所用之钱。霍华德（Howard）、雷克斯（Raikes）、阿克赖特（Arkwright）、韦奇伍德（Wedgewood）、瓦特（Watt）与布林德利（Brindley）皆从此辈而出。而卫斯理（Wesley）与约翰·牛顿（John Newton）即为此辈祈祷，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与杨格（Young）即为此辈著作者也。虽专心营业，彼等仍有暇晷以事慈善事业与公益事业；而且默察国事之进行，有时则深感兴趣，有时又愤懑填膺。不过此种愤懑多半蓄而不发耳；盖其机会未到，彼等暗中创造并培养本阶级之舆论，此种舆论在未来五十年中逐渐有力，再有五十年即能支配全国矣。在当日腐败时期，彼等固系社会上健全分子；然而凡尔赛（Versailles）之绅士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与布福利骑士（Chevaliers de Bunfflers）之介绍函前来伦敦者未必得晤之焉，彼等离上等阶级而独居，而不思模仿其习惯，或设法学习其声调与语气；同时亦不倡导何种社会学说，盖深知此种学说实际上不能实行也。保持其自尊心，并株守其家园，彼等承认最优之世界，无论是否彼等之所喜，固为他人而造也。虽不愿将其所信仰之文字，见之语言，彼等之行动、著作，与谈吐无不表示彼等固知本国之政治归贵族掌握，而彼等自身固不属于此贵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