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其他方面常有之误解外，国家大臣所处之位置特别不利。一方面其他英人多属愚昧，他方面国家大臣则屡被欺瞒。比年以来国家本于畴昔痛苦之经验已知当地行政官所进之劝告贻害至大，无论此辈行政官为愚民而不能解释周围之一切者，或为智士自有一种夸大之政策者。但吾人今日之殖民地总督与高级官则系善良之人，有时且系高尚之人；反之，提出报告以供希尔斯伯勒爵士与达特茅斯爵士（Lord Dartmouth）参考以便形成彼等对美之意见，并于危急之时贡献意见以便内阁凭以决定某种方针者则多不能胜任。其中有贫穷之政客与破产之证券经纪人；此辈在昔得意之时曾为内阁效劳，今当政府各部人员过多或英国自身过于贫苦而不能容之之时，不能不为之安插。而安插之法即派之赴大西洋外向殖民地之议会要求加薪，并向国会内之友朋要求养老金，俾他日得以重返伦敦而无虞宫内法庭（Marshalsea）焉。彼等虽暂与坦白而又伶俐之美人相处，但在社交上少注意之；且虽美人在道德上无不厌恶其傲慢不逊，彼等绝不理解此种厌恶之动机与性质。
殖民大臣夹袋之中自有较此优秀之人，但事至不幸此辈比较优秀之人一旦出为总督，政绩只有更坏。在危急地方，当历史转变时代，殖民地最高之位置往往由某顽强而又勤奋之人居之，而此顽强而又勤奋之人依照当日一种绝不严肃之公务之最简易部分所流行之标准在私人行为上皆属可敬。然而彼等缺乏一种智力确能应付一种足以磨练杜尔阁（Turgot）之性格之局势者。彼等生息于一种空气之中，而在此空气之中恶化之公共精神转较无公共精神为危险。伟人或能对移民之志愿表示同情，惰者或又讥笑而不理之；但（因民众怨怒时代一种不可抵抗之趋势）一褊狭而又勤奋之人则无论如何必系其所统治之人民之敌。依照人民之敏于探求其权利与勤于享有此类权利，此派总督势必猜疑其要求，反对其方法，而且厌恶其性格焉。以彼观之，新社会政治运动传布时所发生之暴烈行动即系违抗其职务之叛逆行为，而彼难免张大之焉。其自尊心受伤，其官吏传统之感觉为所震动；而当人民视某事为公共争论而加以注意之时，总督则视全部事件为彼自身与人民间之私人冲突焉。
此辈人员既具此种心理与性情，自以为于其所上长官之公文书中诉其愁苦与愤懑既系其职务之所当为，亦可以消其胸中不平之气。而乔治三世自身所派之总督与副总督即以美国为材料与国王直接通信固属尽人皆知之事。兹事之阶段曾经一分析哲学家享有观察上之便利者详细叙述。富兰克林曰：“其职务使之傲慢；其傲慢惹人憎恶；既知自身不满人望，即一变而怀恶意矣。既怀恶意彼等即于呈递内阁之公文中诟詈人民，谓其怨望而思谋叛，且为奖励采用严峻之方法起见又谓人民多衰弱、怯懦，而不知合作。政府信赖一切；以为必须支持其官吏，优容其官吏。夫官吏而与人民争执足征官吏之忠于政府。是故官吏备受奖励，既受奖励，其行为愈不逊，愈挑拨矣。”
此乃一幅图画从实际生活上图绘，色调固浓，但至为忠实。马萨诸塞总督伯纳德（Bernard）之信札即含有离间美国人民之意。远在一七六四年伯氏即制一备忘录劝内阁取消殖民地之特许状。当殖民地反对印花税时，伯氏又故意张大民党之纷扰而轻视其勇气与诚实。一七六六年伯氏作书曰：“此间人民侈谈其抵抗英国之能力；但此皆空言而已。国王派遣舰，则纽约与波士顿皆不能守。吾深望政府先攻纽约也。”但当人民所恶之租税取消时，伯纳德又决定重事此扰乱和平之工作。当《印花税条例》业已废止而茶税正在课取之时，伯纳德然提议马萨诸塞省议会应予消灭。当新纠纷发生之时，伯纳德引起皇室之恐慌与赞成皇室之偏见惟恐不及。伯纳德开一清单列举王党党员可指定为市议员以代替被斥逐之代表者，又开一清单列举爱国者之姓名谓宜递解回英受鞫。其要求贝德福德党派兵之频数与急切一如贝德福德党自身于孤注一掷之时之狂呼胜牌者然。伯纳德提议马萨诸塞法官与文官之薪俸即以国家在殖民地所征之租税发放。氏又暗中要求移民所恨之租税无论如何勿予废止或减轻；同时在公文中则提议议会请求取消租税之呈文应予以善意之考虑。盖此种妨害美洲自由之阴谋皆秘密进行而非移民所能知也。因迭受剧烈之打击而感诧异与惶惑，移民遂不能认识，且就若干事件而论甚至未曾怀疑，其自身所报酬之公仆暗中作祟，因此辈公仆一再倡言当于人民与其愤怒之元首间调解一切也，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教导公侯公国应如何统治并维持以来，从未有一种文字见之白纸如伯纳德氏所用以指导乔治三世及其大臣如何抛弃帝国一部分精美之土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