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3)

日本国内不是没有对苦难却奋斗着的中、韩的同情力量。被称为“大正民主之父”的杰出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当过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太傅”的吉野作造(1878~1933)就是其中之一。吉野是基督徒,担任过东大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与中国、韩国留学生多有接触,常常从学费等生活层面上关照亚洲留学生。作为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真正做到了站在中、韩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察从“三一”到“五四”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公然批判日本的侵略政策,敦促日本人反省。

在三一运动刚刚发生后,吉野在发表于《中央公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是(日本)国民的哪一个部分,都无从找到自我反省。发生针对自己的反对运动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先要有自我反省意识。”而关于五四运动,对屡屡为日本政府所指责的中国社会的“反日”倾向问题,他在《东方时论》中为中国辩护道:“其(中国)所排斥的日本,实际上是侵略的日本……须承认,今日之日本,具有和平的日本和侵略的日本的两面性。”如此振聋发聩的、清醒的声音,居然出于那个时代的日本知识人之口,不仅是对中、韩民族独立运动莫大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也足见日本的“对内民主主义”并不完全是虚伪的,其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在战前就存在。

吉野对五四运动不仅从理论上、舆论上支持,从行动上也提供帮助。李大钊是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弟子,师生间一直保持着互赠各自编写的刊物的习惯。五四运动翌年,吉野通过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邀请北京学生社团成员赴日;而对三一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吕运亨,吉野也在东京与之多有过从,评价其为“值得尊敬的人物”。

从“三一”到“五四”,虽然中、韩共同面对的都是日本,但这两次运动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反日”运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大气候”和各自紧迫的“国内小气候”。而除了“一战”、巴黎和会、国联等大背景外,中、日、韩东亚三国相互间的倾轧、影响、激励、互动的连锁效应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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