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大韩帝国初代皇帝高宗的驾崩。围绕高宗死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出于对殖民者的集体仇恨，日本毒杀说不胫而走，对运动起了“酵母”的作用。民族悲情、独立愿景加上对被视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君主之死的哀悼，革命的机运“成熟”了：从代表基督教、佛教和天道教的宗教领袖中产生了33名“民族代表”，正式签署《独立宣言》，密谋在1919年3月1日，趁高宗葬礼（3月3日）之机起事。
后来在3月1日游行时，由示威人群集体宣读的《独立宣言》文本，已没了初稿中的火药味，可以说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文本；而“非暴力”，正是运动组织者们考虑、决定的运动三原则之一（其他两原则为“大众化”和“一元化”）。事实证明，非暴力原则至少在运动初期是被恪守的，这也是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与后来中国五四运动中，激进的学生一上来便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有相当的“温差”。
这场发轫于汉城塔谷公园、以民族独立为诉求的集会游行，迅速在整个朝鲜半岛蔓延，历时三个月，共发生1 524场游行示威，逾200万以上国民参与，占全国人口的一成。尽管运动最终还是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却在民间播下了独立的火种，不啻一波深刻的思想启蒙。而更重要的是，运动的动员、组织形态可以说从一开始便凸显出某种颇为成熟的现代社会民主化运动的特征：学生组织与宗教团体的有效互动。从信息的秘密传播到实际动员，都依赖遍布全国的教会网络。而且，各种不同的宗教之间没有歧视、成见与政治上的藩篱。崔南善起草的《独立宣言》定稿后，已于2月27日前在天道教直营的印刷所印制了2.1万份，并通过天道教和基督教的组织网络把宣言文本和太极旗配发至朝鲜半岛的13个城市。这令人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在当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特征的生成与充分彰显，使三一独立运动始于学生运动，但却超越了学生运动，成为一场真正深入人心的“大众化”社运。
独立运动被镇压后，吕运亨、李光洙等领导人逃亡中国，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继续作为民族独立的象征而存在并发挥实际机能，事实上，也成为现代韩国法统的起点。在《大韩民国宪法》前言中，开宗明义，有国民“继承在三一运动中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之表述。韩国历史教科书更以超大篇幅高度评价三一独立运动在民族独立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三一运动的消息传到中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人。五四一代中，最先注意到三一运动并意识到其在独立、救亡等政治议程上与中国具有同构性的是李大钊、陈独秀和傅斯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呼吁：“看看朝鲜人。我们在做什么？”他一方面从韩国的悲剧中认识到日本的危险：韩国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另一方面，也从朝鲜人的奋起中感到某种振奋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借用王康先生的表述，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头脑中，五四运动即使不是“被选择的”，也确确实实是“被刺激的”结果。
当然，这种刺激不仅来自被奴役的韩国，也来自奴役者日本。而且，这种刺激，既有负面的一面，也有正面的一面。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民主”时代，其总体特征是对内民主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后者给韩国、中国以负面的刺激，客观上构成了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反作用力；而前者则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