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1)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大起来。”

所谓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界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京的日本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他的名字也曾在《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大钊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离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有40坪,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他们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诗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诗,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共产主义者。”笔者从未见过对早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大钊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20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李大钊家中等人家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前端系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丁零零”的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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