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屋庄吉于明治维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于长崎市西滨町，从小被过继给无子嗣的远亲梅屋吉五郎夫妇。养父吉五郎开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经营碾米的同时从事贸易，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长崎作为港口城市，在锁国时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有贸易传统。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早年在土佐藩开设的土佐商会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里居住过，据说还曾背着年幼的庄吉四处玩耍。
15岁时，庄吉乘自家货轮“鹤江”号只身赴上海、南洋游历。在上海，他头一次见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同时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气和中国人的不幸，内心唤起对中国的同情。庄吉从小就乐善好施，且不图回报。少时，他每天都从店里的钱柜擅自拿钱，却并不为自己零用，而是到贫民区施舍于人。据说有一次，一位贫民临终前双手合十，郑重向庄吉托愿：“梅屋家的少东家，请帮俺立块碑吧。”庄吉慨然应允。梅屋夫妇先后领养过不少孤儿、弃儿，将他们一一抚育成人，送入社会。其中包括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蒋纬国），在戴季陶致庄吉夫妇的信笺中，记录着此事的经过和对夫妇的谢意。
经过最初在大米投机生意上的挫折后，庄吉在新加坡开了一家照相馆，后移至香港，“梅屋写真馆”就位于繁华的市中心中环一带。19世纪末，摄影技术已臻成熟，成为面向富裕阶层的高档文化消费。庄吉原本就有经商才能，加上铺面的位置绝佳，照相馆很快便人气了得。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着装整饬的青年绅士光顾照相馆。见客人拍完照后并无去意，庄吉便将客人引入内室。其实，来客并非陌生人。两天前，在一个慈善晚会上，店里的老主顾、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庄吉引荐过：孙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西医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澳门、厦门、广州等地开业行医，眼下“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暂居香港”。
有证据表明，内室密谈话题广泛，且相当深入，二人琴瑟共鸣，血脉贲张。30年后，梅屋庄吉在孙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词中，深情追忆了二人从邂逅、相识到交换盟约的过程：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忱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作为声气相求的“大亚洲主义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现。为此，他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资金支持：“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彼时，孙中山29岁，庄吉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