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私谊
近年来，一方面是出于对既往意识形态化官方史观的反思，民间史学勃兴，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史观重新解读历史、月旦历史人物，成为媒介与出版的新宠，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档案，特别是海外档案的开放，因“焦距”的变化，某些历史人物身上的道德光环开始褪色，他们渐次走下神坛，回归客观。重新评价本身并无问题，毕竟通过精确调焦，或可使历史人物更加清晰地成像于历史的景深之中，功莫大焉。但同时，这种重新调焦也应该注意分寸、火候，并非越大越好，尤其不能逸出历史景深之外—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语境内考察。譬如，对孙中山的评价，无论说他有何种问题、缺点和局限，无法否认的一个原点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其一生颠沛流离，但念兹在兹的始终只有一件事—革命。模糊或否认这一点，便是无视历史景深。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以日本为根据地，不仅在那里组建革命组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筹措革命资金，革命运动失败时，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岛国度过的—而且与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彼时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人，有政治家、实业家、浪人、志士，构成复杂，背景各异，多与日本政府、军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干脆是大陆政策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用历史学者、南开大学俞辛淳教授的话说，“（日本）浪人和政治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利用孙中山。然而，也不能说孙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于这个框架中。”譬如，浪人宫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纯一郎兄弟就很纯粹。而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观，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俞辛淳语）
孙中山在日流亡的时间累计逾9年，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谓不多。但碍于历史的局限，客观地说，双方均有为各自国家及其紧迫的政治目标所囿之处，难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是与那些有官宪背景的人士交往时，想保持私谊的纯洁也难。可唯有与梅屋庄吉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迹般超越了双方各自的“国益”等现实政治的束缚，成了动荡的革命岁月中一种“超现实”的奇迹。
“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已寥寥无几，甚至在孙中山、宫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鲜有提及。之所以如此，盖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调。他的遗物中有一个大笔记本，上面写着一句话：“我基于与孙文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对家人的约束，因为他深知在乱世的峥嵘岁月，自己所从事的，是对邻国革命的资助。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至诚和对友人孙中山的信义，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庄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这段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世。而梅屋庄吉的名字进入公共视野，其实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两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通过媒体的推介，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的交往才广为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