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激动不已的时候，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到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
6月，川口被罗明通知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川口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贯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他连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他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 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 在满铁公司待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 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 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子等也常见，各种酒都卖。“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他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学员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便在其中。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从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他们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待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