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党校”的校长是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一天晚上，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了。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置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进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他们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新中国成立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参加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川口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他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组织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开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川口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