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他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他在位于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两人客死中国，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是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日本的7人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来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诉他：“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待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做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儿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他们从烧津港 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 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20世纪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 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党员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认真“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新中国成立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