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读初三的时候，由于阮阿姨（名叫阮素芬）的关系，我们家分了一套新的公房。阮阿姨是我们家的邻居，当时在街里的房管所工作，可能在分配房屋方面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所以，我们才托她的福分了一套新居。以前住的房子太小，我们一家四人（母亲、我和两个哥哥）住在里面非常拥挤。新分的房要宽敞得多（两个方正的寝室，外带一个厨房），位置在米市巷133号，就在现在乐山职业高中的旁边，离关帝庙大约一两百米。
那是一幢二层楼的以石灰水泥夯墙的楼房，共住了24户人家，上下各12户。我们住在二楼朝东的当头，正对关帝庙的方向。在当时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也算真够“洋盘”，真够牛掰。
搬到那儿只读了半年初三，我就意外地升入了高中。说意外，是说就当时的情况而论，我是不大可能升高中的，因为当时升高中的名额特别少，尤其是男生。就拿我们班来说，男生的升学率可能只有13%。当时我们班30名男生，升高中的只有四名。除我之外，其他三名分别是：黄小潮（这家伙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满法定17岁而获准上高中的人），方明全（外号方娃儿，这小子是驻乐山一中工宣队队长的儿子）和廖元义（外号僵疤，可能因额头上有块伤疤而得名。此哥们儿是学校教工子弟，其父是一中的物理老师）。从这几人的情况（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看，的确当时上高中非常困难，相比而言，我什么也不是，所以说，能升高中真可谓意外，也算幸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两个特别优秀的男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汤一凡和唐旭当时都没有升上高中。不过，他们在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双双直接考进了大学。前者目前是乐山市环保局局长，后者目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院长。
进入高中后，我觉得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尽管住进了新房，但还是不愿意和我的两个哥哥住在一起（新房是两间房，我母亲单独住一间，我们三弟兄合住一间）。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感觉如何，反正，和他们住在一起，我感到特别别扭，浑身极不自在。我想单独拥有一个房间，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之所以有这一强烈愿望，我想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三人合住的环境；二是受到高尔基《我的大学》和巴尔扎克《驴皮记》的影响（因为这两本书里都有关于主人公小房间、小阁楼的精彩描写）。巴尔扎克描写拉法埃尔在他的小阁楼读哲学的那一段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不仅想拥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而且还想拥有一个可以同时用作书房的私人空间。
这种愿望在我家搬到米市巷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只是进入高中后，它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朝思暮想、思想中频频闪现的重大主题，甚至可以说，成了我意识中的一个情结、灵魂中的一种颙望。但仅凭当时乐山的环境、我们家的条件和我自身的情况，怎么可能去拥有这么一个房间呢？那不类似于痴人说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焦大想娶林黛玉么？的确，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个梦想，甚至仅仅是个幻想，可望而不可即。就当时的条件而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年仅17岁的高一学生，要想拥有一个独立的小阁楼，其难度恐怕不在今天的工薪阶层想拥有一套自己的豪华别墅之下。
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遍及眼目的人贫物乏，连日常必需品都要按票证计划供应（如：白糖每人每月250克，菜油半斤，猪肉500克，香烟两包），人们即使渴望出卖自己的体力也找不到廉价兜售的市场，哪怕是打个只需支付臂力、腿力的临工也要通过千关系、万关系，三年不遇，五载难逢。在如此物贫、匮乏的年代，想拥有一个小阁楼，对一个普通的高中学生来说，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