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躲到了深圳，用古话说来也算是“隐身南荒”了。当地的文艺界不知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敢去触碰。这总该平安了吧，但无边的谣言还是在媒体上接踵而来。最让我们觉得荒诞的，是一次次地宣布我们离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逼真，一次比一次刺激。
其中有一次，在媒体上再度闹得不可开交，南京《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先生给马兰打来了电话。他倒是不相信我们会离婚，但还想听听我们的回应。
马兰立即写了几句话传过去—— 世上有不少人一直生活在沼泽地，从来没有见过山。终于有机会来到高山面前，便惊讶：这山怎么不倒？
过了半年，心想这下该倒了吧？一问，没倒。
又过了一年，便断言，这次不会有错，一定倒了。但一问，还是没倒。
于是那山成了他的仇敌，夜夜诅咒，天天造谣。
遗憾的是，那山，一万年也不会倒。鞠健夫回电：“写得好！”
从一起起“离婚”谣言，上海的几个朋友来电，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发现了造谣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被我救过命，又被我绝交了的左派编剧。而且，以前的其他谣言，他都是主导者。
我想了一想，觉得很像。因为所有这些谣言加在一起，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政治运动结构”，造谣者一定上了年纪。你看，结构的起点总是“政治问题”，闹了半天发现不靠谱，就来“经济问题”。再不靠谱，就来“生活问题”。过去几十年，要整人，都是这么一个“三部曲”。当代年轻人即使要造谣，也不会走这么完整的“隔代程序”。
过了几天，在一个茶馆，遇到深圳的两位记者。他们说：“那么多谣言，你们一声不吭，读者都会相信他们，连我们也相信了。”
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想用这样的语言刺激我们，让我们表态，然后再去采访造谣者，造成版面上的争辩。按照目前这些记者的职业偏向，他们主要站在造谣者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