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向海边(5)

在谈婚论嫁时,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难接受的怪事:“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点小问题,曾从南方领过一个养女放在上海父母家,自己又走了。我在离异后本不应该再管,但听说那个女孩生活和学习都发生了困难,因此每个月都在救助。”

马兰问:“你与那个女孩聊得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又问:“她学习还可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仰头一想,说:“这是纯粹的人道主义了,我们一起承担。直到她长大后给她买个房子,能过日子。”

我说:“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些媒体带来话题,已经有这方面的动向。”

马兰说:“管它呢,大善无惧。”

这一来,很多复杂的事情都好办了。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冲击,就是有几个文人在传媒上造谣,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严重。刹那间,全国很多报刊大吵大闹,连她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围了。

但是,她有最简明的思维。

她对自己的父母说:“整个上海戏剧学院都知道,他是本单位民意测验连续三次都名列第一,才被国家文化部破格提拔为院长的。那时候,‘文革’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人人同仇敌忾。难道,本单位的那么多人都没长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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