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向海边(6)

我岳父是过来人,一听就懂:“余家在‘文革’中那么悲惨,子女能做什么事?一定又是当年的造反派在贼喊捉贼!”

我说:“周恩来为了纠正‘文革’,出来领导复课,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在复旦大学的鲁迅教材编写组,一个是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组,笔名‘石一歌’。我参加过前面那个组,他们故意搅混了。”

马兰问:“那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

我说:“我只要一出来澄清,给人的印象,好像后面那个‘石一歌’小组真有什么问题了。那个组的成员都是上海各大学的教授,早已年老体弱,一定承受不了。我健康,有能力顶个虚名,保护那些老人。”

马兰说:“我们一起顶着。”

第二个大冲击,起于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决定。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从灾区回来后告诉她,看到废墟上那些课本很心酸,我想为灾区学生捐建三个图书馆。

“大概要多少钱?”她问。

“至少五十万。”我说。

“三个图书馆,这点钱怕不够吧?”她说。

后来果然,除了买书,还要买各种设备,包括电脑、摄像机、灯具等,自然不够了。

她一笑:“我说不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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