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向海边(4)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她说几天前在父母的垫被底下看到一沓诽谤我的报纸。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为了老人少受一点惊扰,我下决心真的不能再写书了。我只要写书,一般总会畅销,也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

这情景,想起来还是有点酸楚。

我们两个,只想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从事一点艺术文化,从来不会招谁惹谁,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却不知怎么变得寸步难行。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我看着她,想起她一出世便落地于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尽冷眼,因此对于罕见的点滴善良分外感激。她似乎把点滴善良收集起来编织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的入口。我初见她,是看她演莎士比亚,被她的表演折服;但是,让我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是她惊人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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