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历史要素。从历史来看，汉字文化主导在中国核心地域形成的势力，我权且不简单说现代主权国家概念里“中国”的意思，起码说“中华”。汉朝有西域都护府，那时西汉在取得对匈奴战争胜利后，尤其是在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将军伐大宛后，整个势力范围都到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中亚了。为保障丝绸之路通商之利及西域战略侧翼，通过河西走廊这个战略补给线，汉代把前沿纵深基地延伸到西域三十六国。著名的班超任西域都护时，势力范围都已达费尔干纳和现在的阿富汗那一带。到了唐朝唐太宗战胜突厥分裂势力，完成对西域的统一，设安西都护府，整个中亚地区称太宗为“天可汗”，连突厥也臣服。到了清朝边疆治理效果最明显，1400万平方公里，整个一个大亚洲，缅甸、越南、朝鲜等在宗藩朝贡体系之下，清廷实施羁縻、藩属、和亲政策，屏障中华。蒙古直接进入清朝的版图，西藏、新疆也不例外。新疆实际上是“故土新疆”，设行省之前是设伊犁将军府。日本当时也是进贡国，虽然到了清中后期，日本对清朝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双方“勘合船”制度是从明朝一直延续下去的。政治等级关系用于外交关系，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邻国都被纳入了体现“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即宗藩——朝贡制度之中，形成特有的东亚秩序。这就是历史的因素。只要中国改革开放（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十年，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历史的因素肯定会以新的方式起作用。
二是经济要素，主要就是区域经济的整合。当时面临着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然后澳门回归，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华人经济圈，或者叫做中华经济圈会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了，这里面还包括台湾。台湾和中国大陆1987年突破了台湾海峡和大陆沿海小额贸易，也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正好我在文章里已经写到了。同时我们自己内部也在整合。我那个时候就提出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构想。我很早就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圈、澜沧江经济圈、湄公河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综合开发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还有一个环渤海、京津塘经济带，这几大块。另外还有西部以铁路为基干的欧亚大陆桥开发。我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个亚洲经济总体发展的预测大趋势。如果东亚地区不形成具有广泛经济合作的经济圈，则是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欧洲、北美抗衡的。当时中央很重视，现在看来很多构想都已经变成经济政策了。我那时还预测，“中国圈”亚太相关国家经济利益不可割裂，可表现为多个“次区域”的交叉重叠与广泛联系（现在表现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合作框架协定或紧密的经济关系）。在亚洲的“经济大饼”没有分割好之前，谁都忌讳政治整合的主导角色。“次区域”的参与国大都希望“中国圈”内与自身有关的那个区域（如东亚、东南亚、南亚）会同自己形成一种超越经济合作的关系，以避免政治上被动与附属。
这就是“中国圈”的经济要素。我还讲了在这种中国国内经济区域整合情况之下的东亚经济区域整合，未来肯定有一个中华经济圈，而这个中华经济圈日本没有办法逃避。所以，我在文中有一个章节写了“日本地位的尴尬”，是永远搬不了家的邻居。这个邻居你永远搬不了家，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现实就是这样。我当时写道：会有中、朝、俄参与的“黄海经济圈”，中、港、新、越参与的“华南经济圈”，东盟、中国参与的“东南亚经济圈”，两岸参与的“海峡经济圈”，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