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政治要素。上世纪70年代，中、美、苏三国形成“大三角”战略格局，中美战略合作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与扩张。上世纪80年代，美苏之间也达成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相关协定。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却没有享受到结束冷战的红利，因为1989年“六四风波”发生，美国敌视中国，对共同遏制苏联应给中国的“红利”不认账了。美国利用“六四风波”再次遏制、制裁中国，就是赖账的一个阴谋。本来苏联解体是苏共自身的僵化腐败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分化的结果。不能否认中国和美国战略消耗苏联也是原因之一。因为100万苏军驻防中苏、中蒙边境，苏联70%的经济都投在军事上，实际上是中美共同把苏联彻底拖垮的。拖垮之后我们理应分得战略红利，最大的红利是台湾问题的解决。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已经作了准备，所以有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对台军售逐渐减少，不卖进攻型武器，而且是分期分批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停止军售。结果你看现在，越来越多，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卖给台湾150架F16，法国卖了60架幻影2000，荷兰卖潜艇，这个问题一下子爆发出来。美国又在1995年邀请李登辉访美，公开挑战一中政策，遏制中国，这是“六四风波”之后干的事情。由此可见，在台湾问题上，在国家关系当中，“六四风波”以后，美国人没有按照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署的第一个《中美联合公报》中的战略约定行事,没有给我们冷战中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红利，反倒用台湾问题来牵制我们。美国强调“台湾人民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美国对两岸关系现状之改变有最终定义权”。当时我在《论40年来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的文章中写道，政治上两岸之间必须谈判，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台湾所谓的民主政治和自主性的发展，就是政党政治、“台独”执政和台湾的自主意识高涨，现在叫做“台湾主体意识”，使我们大陆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去面对下一步台湾朝野的政治选择。因为那个时候说得很早，就没有下定论。
四是文化要素。我那时公开点出“中华文明圈”，我们有没有资格担当？那个时候我就讲了，跟我们争文化主导权的有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后来不幸言中，特别是韩国。
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日本人也争得很厉害，通过卡通片、漫画和“三国”热。日本的动画片《三国》和其他有关中国的历史题材片拍得比我们还好，看了很感人。另外，还有对中国文化的一整套解读，司马辽太郎通俗介绍中国历史，井上靖出版《天平之甍》、《敦煌》、《楼兰》和《孔子》，以及日本其他作家各种各样的论及中国文化对日本企业经营的影响的著作——后来我们出版界流行的那些企业文化的书籍许多是拾人牙慧。关于儒家文明、新儒家伦理对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香港新亚学院的徐复观教授，美国的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的金耀基教授，他们都讲到日本，说日本不仅是经济的领头羊、雁阵模式的领头雁，人家在文化方面现在还是楷模，儒家文化的典型。后来因为1985年9月日美签订《广场协议》，美国通过美元贬值，缩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诱使日本投资者拥有美元资产并购买美国的实业，接着，美国再逼日元升值，日本经济受重创，之后20多年了，都缓不过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