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茅于轼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大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当时无论城里人到农村打工或当地主，还是农民进城打工、居住，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后来城乡户口限制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这个政策非常糟糕。
这种糟糕政策的进一步延续，认为农业应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导致农村长期补贴城市，农民财富增长的速度追不上城里人，最终扩大了城乡差距。
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是无法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的，而且也很难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从长远看，不能靠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因为就算农业再增产，一亩地一年的产出也不过1 000~2 000元，而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就能挣一两千元。
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不能把农民留在农村，这不仅仅是提高农业效率的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收入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在农业，而是农民从事的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的农民只占其总人口数的5%以下，它们的农业很发达，农民吃穿不成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不会再增加吃方面的消费，而会把钱用在住宅、娱乐等方面。
所以，解决农业问题还是要靠非农。只有让农民流动起来，进到城里，富裕起来，最终变为城市人，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农民的问题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民多提供一条出路，使愿意进城的农民能进城，并且安居乐业。
进出城市要自由
从根本上讲，要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他们愿意进城，就可以进城；不愿意进城，就可以留在农村。这并不是强制农民做什么，而是给他们增加一个选择，本来不允许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多增加一个选择肯定是好事情，如果农民认为增加的选择不好，就可以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