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惯于使用“历史潮流”来思考问题的后人那里，伯夷、叔齐的抉择是不明智甚至愚蠢的，他们不识时务，看不清正朔已改，民心所归。政治兴替就是这般，存活吃亏的，逼死不从的。二人被奉为历代忠臣、遗民的精神图腾，然其事迹却是后世遗民所无法复制的，因为伯夷叔齐之隐逸死，说明在无铁具、牛耕之上古要做一自耕农绝非易事。锄草、中耕、施肥、培土、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环节，都该要放在集体农庄里做，“吹糠见米”的时代还遥不可及。
伯夷叔齐的气节历来受儒家的表彰，孔子许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赞曰：“圣之清者。”伯夷在孟子眼中就是“朝诸侯，有天下”的明君人物，这仿佛是对其未能东山再起的惋惜。而首创道统说的韩愈更是作了一篇《伯夷颂》。此处似有一悖论，这两位若是有德，那么弃暗投明的岂非不义？
荀子认为古代的申徒狄抱石投河自尽，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因不符合中正之道。“德”字在甲骨卜辞中同于“得”，在孔子眼中，伯夷和叔齐乃是“古之贤人”，他们“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公孙丑上》），选择的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自然是德；“义者，宜也”，宜就是正当，弃暗投明的就是不助纣为虐，自然也是大义。
孤竹古国早已消亡，然伯夷、叔齐却名垂千古，提及“采薇”义事，总是叫人感伤，可倘无这种悲壮精神，华夏文明在日后所历劫难中也不可能保持香火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