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伯夷叔齐
不服周之人必不会少，却唯有伯夷、叔齐暴得大名，此可堪深思。
在商王国的北面，存在着一个与之有族缘关系的“卫星国”孤竹（亦作“觚竹”），它似乎长期处于殷人的关照中，其文明程度不可高估。伯夷和叔齐是国王的长子和三子，在继位问题上，伯夷坚持尊父王之意，叔齐则坚持守长幼之序，结果联袂演出了一段“夷齐让国”的佳话。
这一段演义色彩浓厚的史事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理想型的，即二人对商王继位的血案记忆犹新，此举真心为了王政的平稳交接；一种是现实型的，即此故事只是关于孤竹国内政变的讹传，二人并非主动出走，而实为被迫避害逃亡，这就是他们为何在“天下宗周”后不回故国的原因。他们试图争取大部族的支持，然殷人此时已自身难保，而周人肯定是维持现状，伯夷、叔齐无力回天。他们之所以义愤填膺地质问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无非是在控诉自己在孤竹遭受到的惨痛经历。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即带着先君神主出战是祖神信仰的体现，因纣王慢于鬼神，盖已荒废此道，故二人无缘得见。
革命期间，伯夷、叔齐不齿“以暴易暴”，大定之后，因周人选择支持孤竹的伪政权，导致他们有国不能归，“土著情怀”使二人选择拒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贵族不事生产，自然是五谷不分，如今家园易主，不食周粟怎么办？采薇！结局如何？饿死！为什么野果野菜可以吃，而粮食不能吃？因为前者是自己长出来的，后者是耕作出来的。相比殷人发达的牧业（商郊“牧野”可知），周人的农耕技术向来发达，因为那是“祖业”。《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史记》：“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在此之前，周族有着频繁的迁徙。考察《诗经·大雅·生民》可知，周人的始祖名弃，这一“弃”字透露的信息是，周人最初过着居无定所的辛苦生活，后来才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完成了农业革命。弃在传说中乃被上古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先后举为“农师”、“后稷”，也就是“司稷”。
商人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状态，后人理解为“迁都”。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说明商、周二族都曾有漫长的“游农”阶段，当然与“游牧”已经不同。认为商人有贝币便属商业民族的意见未免浮夸，忽略了文明的共性。与龟甲兽骨一样，东边的贝是稀罕物，甚至可充作封赏的宝器，并没有专用于部落间的交易。
商人的农业是实验性的，处于作物单一和收成难料的摸索阶段，由于“君不甚尊，去民不远”，在部族活动里农事即王事，需要组织大气力来完成今日看上去非常粗糙的工作，所以用有限的谷物大肆酿酒就会被视为罪恶。农业生产需要经验积累，周人更趋于稳定，也就更容易进步。也正因为能“知稼穑之艰难”，周人才能提出所谓“无逸”的思想。在殷商遗民心中，“周粟”代表着一整套完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具有了族群属性，周粟也就成了周人的文化符号与“侵略兽迹”。所以，当箕子过殷墟看见“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的景象，怎能不伤之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