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暴烈和血腥自是难免，宽容一般在残忍之后才会到来。周人的气质的确迥异于殷人，以致荀子相信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周武王只诛杀了两个人。孟子也不承认流血革命，他狡猾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发明孔子精蕴向为孟子之长，而好代古人言却又是孟子之短。他这段话的前半截很是在理，深得孔子学风，而后半截则属于护短。他说古书不可尽信，正在于自己明白穿凿附会的容易。孟子认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既然殷民久盼王师，如大旱之望雨，那革命自然兵不血刃，何须大开杀戒？可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如何有不流血的械斗？荀子之说较为现实，他认为：“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说殷人醉酒未醒也好，说士兵阵前起义也罢，周人乘势诛杀了纣王是无疑的。
部落联军依靠了商王国的叛军取胜，之所以会有“倒戈”这事，浅言之是殷人精锐陷于东夷战场，深言之是由于神权王国信仰机能的丧失，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商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殷契上的“王作三师”，这个“作”字的本义是人起身，而且是临事即时的，可知商人的军队都是临时聚拢而来。“常备军”的概念自是西来，而“常备”这两个汉字倒有些迷惑性，其实不妨将“常备军”的问题转换为“正规军队”或“职业军队”来把握。由此观之，兵还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或一种行当，他只是“兼职”而非“专职”，如果强说商王国的武装为军队，从身份上说无非是“民兵”与“奴隶兵”两大类（奴隶不算入民）。故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是一股稳定的武装力量，你可以明确指出它的存在，包括它的建制，它的纪律，……
据利簋铭文所示，武王伐纣之战确实短促，行军的顺利决定了革命的时长，迅捷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早期文明的推进速度。武王革命后占有了“中国”，而此刻最为棘手的便是统辖难题。商的霸权被打倒之后，部族又归于“群龙无首”。革命前夜的“八百诸侯会孟津”，此刻却面临着共同敌人的轰然倒下，军事同盟有了胜利后的尴尬。然“见群龙无首吉”（《易经》），周人对天下的经略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