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就只有那么多，我最先着手浏览的是母亲的日记，这让我回想起把G笔尖蘸水笔(〖注〗 较其他笔尖柔和，亦分为软G笔尖和硬G笔尖，适合于绘制线条)浸在小号墨水瓶中、背对着我这边的母亲的背影。在数度与家母发生冲突的一个和解期，我曾让亚纱把布封面的小型本（是在我承诺不把记载于其中的内容写入小说之后）拿了出来。现在，被收入皮箱里的共有十五册，拿出来的便是这其中的几册。母亲虽然知道亚纱的所为，那时却对此事予以默认。
当时，由于阅读那些日记，得以了解到孩童时代的自己所感觉到的、与家人同样重要的那位女性的相关情况。住在可以俯瞰峡谷的高地上那家宅院里的独生女，便是家母的朋友，我们称呼她为“上海阿姨”。她在中国生活期间寄给仍在家乡的我母亲的信函，被母亲详细抄写下来，构成了日记的主要内容。
早在战争时期，我便喜欢阅读《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其后，家母把大米装入用配给的军用布袜做成的小口袋，带上它造访了处于空袭威胁之下的百姓家里，用其换来几册岩波文库图书，我从中发现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我来说，这两册图书便成为最先奠基的文学基石。前者是母亲的一位朋友赠送的，她只在村里的小学和家母同班学习，与留在峡谷里的家母不同，她从松山的高等女子学校升学去了东京的女子大学。我从这本日记中知道了这些情况。
于是，我决定首先重新阅读自己年轻时显然曾跳着读过的这一册，将手伸向用更新一些的彩色印花纸装帧的、更新一些的日记，然而，家母总是沉迷于被“上海阿姨”的来信唤起的、令人眷念的回忆的细节，并没有提及我想要探索的、家父的过去直至一九四五年这数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毋宁说，母亲像是为了将她生活中与父亲相关的部分都用橡皮擦抹去，才写下这日记的。
在这期间，我更为广泛地着手研究“红皮箱”，由于直至第一天的深夜都在读着家母的日记，因而开始研究时，已经是翌日的下午了。
我把“红皮箱”中的物品相应做了归类，铺摊至桌上、书架以及地板上，视为重点的信函类尚未从复印店取回来，母亲基于私下兴趣而收集的零零碎碎且像是有趣的物品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开书架下格的大开本厚书（比如“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注〗 即《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两卷本）掀开其中任意一页，将长时间搁置的报纸以及杂志的剪页等因折痕脆变而难以完好打开的那部分夹放于其中。陈旧脆变甚或破碎的部分，则从背面用透明胶带粘接起来。总之，对于那些内容明了的新闻报道，隔三跳四地浏览过后即叠放在书架上。
这些报道包括“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侵犯统帅权问题”、“生丝大暴跌”、“农村负债四十八亿日元”，还有“雾社事件(〖注〗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现为南投县仁爱乡）高山族民众针对日本殖民统治发起暴动，日本统治当局动用飞机、大炮等现代兵器进行残酷镇压，杀害高山族民众1000余人，另有200多人被迫集体自杀)”等社会性、时事性报道，都是发生于一九三〇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我降临人世的五年前开始，母亲便表现出她的这种关注。母亲所看重的朋友去了上海之事；最重要的是母亲深受朋友来信的影响之事；还有母亲本人的中国之行以及在那里逗留之事。倘若父亲不尽力将她接回来，眼下的我就不会实际存在！我还记得，从母亲那里像是听着不可思议的残酷的童话故事或是久远往昔的物语故事一般听到的、超过八百人的台湾原住民挥舞着竹枪、木棒和番刀举行暴动的往事……
